沈阳解放后，国军一少将找到新任市长朱其文：请帮我联系党组织

1947年6月中段时期，东北民主联军展开第三次四平攻防战役，国民党第七十一军军长陈明仁率部依托城防坚守，双方交战态势逐步升级至激烈阶段。东北保安司令部委派少将督察葛佩琦进入四平城，代表司令部向陈明仁传达慰问。

陈明仁告知他：“共产党特务渗透无遗，夜晚会攀上工厂高耸烟囱，发射信号弹，为城外共军标示攻击方位。”葛佩琦听后回应：“共产党特务手段高明，即便近在咫尺，我们也难以察觉其身份。”

葛佩琦所言均为事实。陈明仁并不知晓，与其交谈者乃“共产党特务”。葛佩琦身为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部政治部少将，实则为李克农领导的共产党情报人员。

新中国成立多年后，有位国民党高级将领在对比国民党特务工作与共产党情报工作时感慨道：“我党情报人员多由地痞流氓或帮会成员担任，这些人缺乏学识，行为不端，存在贪污、走私、包庇、诬陷、腐化、内斗等诸多问题，工作时常编造虚假情报。而中共对我方情况掌握精准，分析判断科学合理，一看便知出自有学识、有见识、有技能者之手。”

葛佩琦乃具备学识、洞察力与技能的谍报工作者。

1911年，于中国近代史而言是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一年，葛佩琦诞生于山东平度县的一处农村贫困家庭。开国上将杨得志、导弹专家钱学森也于同年出生。葛佩琦的童年与牛纲绳紧密相连，不过他依靠刻苦学习完成了小学课程。

十八岁时，葛佩琦以一根竹制扁担挑起行李与书籍，徒步三百余里，考入一所由美国基督教会创办的中学。次年，学生发起纪念济南“五三惨案”两周年活动，其间“向国旗鞠躬”的提议被美籍校长否决，学校因此停办。葛佩琦再次用扁担挑起书籍、行李，携父亲多方筹措的十五元钱、母亲缝制的布鞋及一套粗布衣裤，前往北平。

在北平这个无亲无故之地，葛佩琦依靠坚韧意志，开启了半工半读生涯。他抓紧时间学完初中、高中课程，于22岁时跳级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本抱有“科学救国”信念的葛佩琦，原本一心只读物理书，对外界不闻不问，然而“华北局势动荡，已无法安心读书”。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行径愈发猖獗，不断进逼，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此时，国民党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策略，对日本妥协退让，对内则镇压革命力量。中国共产党率先举起武装抗日大旗，呼吁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并引领全国民众开展大规模抗日救亡行动。对比之下，葛佩琦深刻意识到应积极向共产党靠拢，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至1935年，日本挑起华北事变，葛佩琦毅然投身反帝爱国斗争，逐渐成为抗日救亡的领军人物。

葛佩琦投身“一二九运动”，位于爱国学生队伍前列，向国民党军警高声宣称：“对！我们就是要造反，造日本帝国主义及汉奸卖国贼的反！”他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并担任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副主席。

1938年毕业后，葛佩琦未选择到中学教授物理，而是进入一个军事夏令营学习游击战术。授课者是袁也烈，他曾在叶挺部队担任连长、营长及团参谋长，参与过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是一名老红军。学习游击战术旨在为上前线抗日做准备，但葛佩琦与众多平津学生流亡至南京，本意是促使国民党积极抗日，却意外成为国民党各派系争夺的目标。

为投身抗日战场，葛佩琦参与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南京举办的青年战地服务训练班。该训练班或训练团，实为国民党与共产党争夺青年学生的手段，不少青年共产党员借此进入国民党内部。与葛佩琦同属“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熊向晖，便通过胡宗南组织的青年战地服务团成功潜伏在其身边。但那时葛佩琦并非共产党员，战训班结业后，他被分配至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南省主席程潜的部下。

1938年6月，国民党军在花园口掘开黄河堤防，形成大范围黄泛区域。葛佩琦未随国民党主力部队撤退，选择留守豫东地区，组建豫东抗日游击指挥部并开展抗日活动。同期，其提交的入党申请获得批准，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42年，葛佩琦投身由中共中央社会部主导的西安地下情报活动，并接受赵耀斌（化名王石坚）的直接指挥。随后，身为国民党蒋鼎文部下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少将参议的葛佩琦，多次潜入日本占领区域执行情报搜集任务。在日本占领区，葛佩琦情报工作成效显著，成功获取了多份日伪南京高层军事会议文件。正如某国民党高级将领所言，葛佩琦对所获情报进行了深入剖析，并据此作出了诸多准确判断。

抗战取得胜利后，以毛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依据国内局势，作出率先接收东北并在当地建立稳固根据地的决策。为此，第一战线（军事方面）与第二战线（地下工作方面）的人员需迅速向东北集结。相较于军队调配所需时长，情报人员调遣显然更为快捷。

李克农所领导的情报机构迅速展开部署，向国民党统治核心及各大城市选派并发展情报人员，同时依据党中央战略规划，强化东北区域情报工作。李克农派遣的情报人员经山东渡海至辽南后，立即投入工作，获取诸多情报，并与中央建立秘密电台通讯。此举为中央及时掌握东北动态提供了关键支持。中央领导评价道：“情报部门在东北发挥了先遣队功能。”

葛佩琦的上司赵耀斌担任西安地下情报组织负责人，同时是李克农麾下重要成员。他打算先派遣人员前往北平建立地下联络站点，以此作为向东北地区转移的初始步骤。然而抗战刚结束时，西安至北平的铁路尚未恢复通行，前往北平的“接收要员”均乘专机抵达，故而派遣人员至北平面临交通难题。

葛佩琦借助此前与美国空军联络站所构建的关系，乘坐美军飞机抵达徐州，随后转乘火车前往北平。9月下旬的北平，国民党接收官员“五子登科”之景随处可见，局势动荡混乱。赵耀斌起初期望葛佩琦能接收一家敌伪文化机构，进而创办一家报社或书店。然而，葛佩琦并未以国民党接收官员身份为掩护，最终在绒线胡同西口租下一处大四合院，以居住为掩护设立了联络站。赵耀斌后来前往东北安排工作，往返途经北平皆在此处落脚。

1946年春节来临前，赵耀斌在信件里通过暗语告知葛佩琦：“友人欲前往东北开展商业活动，你亦被纳入其中，暂留北平，以便后续前往东北。”春节第三天，李年、王书鼐、邢国彦三人乘飞机抵达北平。这三人皆为潜伏于国民党内部的情报人员，此次是受赵耀斌指派，与葛佩琦共同前往东北。

经另一位杰出情报人员、“后龙潭三杰”成员陈忠经引荐，葛佩琦与东北保安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余纪忠结识，并迅速获得其信赖。不久，余纪忠便委派秘书送达一份任命书：任命葛佩琦担任东北保安司令部政治部少将督察。

葛佩琦前往东北之际，从国民党报纸上获悉一则消息：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已下令在通辽处决29名中共党员。此举明显是对中共地下党员的威胁。葛佩琦清楚，东北战略地位关键，党组织派他前往，核心任务是收集敌方军事情报，这是地下党员应尽的职责。共产党员需为革命事业奉献所有，乃至生命。为革命献身，极为荣耀。念及此，葛佩琦无所畏惧。他决心“不冒险，难成事”，随即乘火车抵达沈阳，在杜聿明司令部就座。

东北保安司令部中，葛佩琦承担国民党军队政治工作任务，故而对部队番号、主官姓名、驻扎地点、人员数量、编制架构等信息十分熟悉。相关材料迅速经由地下电台、情报人员传递至指定位置。另外，身为政工干部，葛佩琦常到各部队开展视察工作，部队的工事状况、兵力部署等信息也随之传递至相应之处。

1947年6月中段时期，东北民主联军夏季攻势步入第二阶段，对四平展开攻坚行动。国民党第71军军长陈明仁率部依托城池顽强抵抗，战斗态势渐趋激烈。6月下旬，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部设立前进指挥机构，委任郑洞国担任前线指挥，从沈阳调遣部队北上驰援四平。

葛佩琦当时担任指挥所新闻组负责人，注意到一同行进的第93军炮兵团与战车营行动。部队在铁岭、昌图区域扎营时，他通过军用电话将相关情报传达给李年。因对敌方情况预判不够充分，东北民主联军遭受重大人员损失后，仍未攻克四平，被迫撤军。葛佩琦随后进入四平城，代表前方指挥所对陈明仁进行慰问。由此，葛佩琦与陈明仁展开了文中起始部分的对话。

国民党高级将领身边，潜藏的谍报人员并非仅有葛佩琦。在郑洞国的前进指挥所中，有位名为赵炜的少校参谋，实则是李克农派遣至国民党军中的情报员，代号“902”。赵炜虽仅为少校参谋，但身为作战参谋，可接触东北保安司令部几乎全部作战指令。1947年9月27日，陈诚接任杜聿明成为东北保安司令后，甚至命赵炜携带“东北防御作战计划”前往北平面见蒋介石。

1947年9月24日，北平地下电台遭军统破获。台长李政宣、报务员孟良玉及其妻译电员李毓萍、李政宣之妻译电员张厚佩被捕，敌人同时查获大量未销毁电报底稿。随后，李政宣等人变节，敌人据此线索展开追查，摧毁多处电台，致使100余名地下情报人员落网，其中包括22名潜伏于蒋军中的将校级军官，含“北平五烈士”。北平、西安、沈阳、兰州、张家口、保定等地王石坚情报网络遭受重创，王石坚（本名赵耀斌）亦被捕。

赵炜在前往北平面见蒋介石之前，察觉到了异常情况。抵达北平后，他发现多名北平地下工作者已被捕，这让他更加认识到局势的严峻。随后，他依靠自身的机智与勇气，穿越山岭进入了解放区。葛佩琦则是目睹了李年、王书鼐、邢国彦三人相继被捕后，意识到事情有变。

他暗自思量，沈阳的情报机构已遭破坏，自身身份是否已泄露？是否应即刻撤离？还是继续留在岗位，解救同伴？若自己名字已列于黑名单，逃是逃不掉的；若未列入，也不会因营救同伴而遭抓捕。

葛佩琦通过多方渠道探听，获知三名被捕同志的囚禁位置。他随即安排家属为其送去食物与衣物，并竭尽全力展开营救行动。1948年1月，李年等同志被转押至南京，营救工作因此暂停。

幸运的是，葛佩琦身份始终未被揭穿。一位熟悉的中统特工告知他：“鉴于你是程潜将军旧部，即便你与李年有接触，也不会因此受到怀疑。”

地下组织与电台遭破坏，情报无法传递，营救行动无法开展。葛佩琦本欲离开沈阳，但随即想到沈阳解放近在眼前，留下或可助力革命，故而决定留驻。

1948年10月下旬，东北野战军对沈阳发起攻击，经过两天激烈战斗，国民党军队溃败撤离。11月2日，沈阳获得解放。葛佩琦看到罗荣桓政委发布的安民公告后十分欣喜。他设法联系到沈阳新任市长朱其文，请求其协助尽快恢复与党组织的联系。

可惜，地下组织遭破坏，与葛佩琦联络的同志均已被捕，沈阳市政府也未能助其恢复组织关系。葛佩琦无奈乘马车从沈阳至山海关，继而步行至唐山，最终乘火车返回北平。

开国大典举行当日，葛佩琦随华北大学政治研究所队伍前行，目睹了这一令人激动的时刻。

新中国成立，葛佩琦婉拒情报总署工作邀约。革命取得胜利，他得以重拾年少时的梦想。他决定前往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物理，为国家培育科技人才。

参考材料

《葛佩琦个人回忆录》，作者葛佩琦，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