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军往事：忠诚与风暴的漩涡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三十八军，在文革期间享誉“第三十八军”之美誉。其历史渊源可追溯至东北民主联军的第一纵队。与第二纵队、第六纵队并称林彪指挥下的“三虎”，这三支纵队共同构成了东北野战军的中坚力量，备受赞誉。

追溯至往昔，112师334团的渊源可追溯至1928年，由彭德怀和滕代远领导的平江起义，彼时诞生的红5军便是其根源；至于113师338团，其前身则始于1932年，由吴焕先等人重新组建的红25军第75师。

1937年8月，这两支部队经过重组，各自蜕变为了八路军115师下辖的两个营。112师的335团与113师的337团，它们的渊源可追溯至红军干部精英所构建的115师原初的一个营及其补充团。

该军第114师，其渊源可追溯至东北军第111师。在1942年，该师毅然决然发动起义，归属中共领导之下，并随后被改编为八路军山东军区滨海支队。

在“三虎”序列中，1纵、2纵与林彪的关系相较于6纵，显得较为疏远。6纵的16师，亦即日后成为43军127师的部队，其历史渊源可追溯至北伐战争时期国民革命军第4军的独立团——这正是中共早期所掌握的首支正规化部队，被誉为“叶挺独立团”。1926年，林彪在黄埔军校第四期圆满结业，随后被分配至该团担任见习排长，从而开启了其革命军事生涯的崭新篇章。

认识历史背景十分关键。不能简单地将38军与林彪个人画等号。如果要谈论林彪的亲信部队，实际上只有127师才真正符合这一称号。若称38军为林彪的嫡系，那么为何不也同样提及它是彭德怀奠定基础的基石呢？

即便在东北战场上取得了辉煌的战果，这固然得益于其稳固的根基和林彪将军卓越的指挥才能，然而，这些成就与是否属于嫡系并无直接的必然联系。

1953年7月至8月，38军胜利返国，于吉林省长白山之西南坡集结。军部领导机构位于通化市，其下辖的112师师部设在通化市郊的庙沟；113师师部驻扎于山城镇；114师师部则设在海龙。

第21军自山西转至西安与宝鸡周边地区驻扎，成功实现了从北京军区至兰州军区的战略调动，并正式纳入该军区的编制序列。同时，位于甘肃平凉的陆军第62师亦复归第21军的管辖之下。

第69军，源自河北保定的地域，现已迁往山西，接替了第21军的防御职责。

第三十八军，经过从吉林通化地区的搬迁，现已进驻河北保定地区，承担起第六十九军的防御职责。同时，该部队亦完成了从沈阳军区到北京军区编制体系的转移。

军委再度发布命令：“各部队在接到此指令后，应即刻展开行动准备，务必迅速展开部署。21军与69军必须于3月5日之前，38军则须在3月8日之前，全体官兵均需准时到达指定区域。”

三军连环调动，影响全局，形势紧迫。据38军军史所载，2月15日凌晨4时许，部队接到了预先的移防命令。当日，军部的主要领导便乘坐飞机先行抵达。

16日凌晨零点十五分，接到沈阳军区发布的“部署调整”命令后，18日傍晚七点十二分，作为先头部队的第334团第1营便乘坐火车，从通化站出发。自接到预先的指令至首趟列车启动，其间仅相隔短短三天。

据此军军史记载，确切信息显示，38军实施调动至保定的部署，发生在1967年2月。这一时点，并非“文革前夕”，实际上，它距毛泽东主席解决北京市委的“独立王国”问题已过去近十个月。

38军进驻保定地区后，其代称亦相应变更为4800部队。当时的军长李光军，正值48岁盛年，政委王猛亦同样年届47岁，两人皆是新任的38军领导层。

李光军，江苏睢宁籍贯，早年投身新四军——三野。1947年，他担任华东野战军第二纵队第六师第十七团的团长，随后晋升为第六师改编后成立的第二十一军第六十三师的师长。1956年至1959年，他远赴苏联总参谋部高等军事学院深造，历时四年。学成归国后，他历任第三十九军副军长、第六十四军军长。1964年，他从大校荣升为少将，同年接替邓岳将军，担任第三十八军军长。

王猛，河北盐山人氏，早年投身八路军——二野的怀抱。在二野16军46师，他历任团政治委员、师政治部主任以及师政治委员等职。1954年，他被调往长春第二政治学校，担任政治部主任之职。1961年，他晋升为该校政治委员，并荣获正军级军衔。同年，随着二政校的撤销，王猛向沈阳军区政委赖传珠递交了请求，希望能够重返野战部队。尽管未能如愿获得正军级的职务，他依然毫不犹豫地接受了38军副政治委员的职务，毫无怨言。1964年，他与李光军一同晋升为少将军衔。1966年12月，王猛接替于敬山，肩负起军政治委员的重任。

在1968年“杨余傅事件”的后续中，针对所谓的“华北山头主义”进行批判。据郑维山所述，38军被调往保定的部署，是由杨成武提出的建议，并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那么，杨成武提出这一建议的初衷是什么？是否意在向林彪表示某种友好？对此，笔者不便随意猜测。

无疑，杨成武此举恰好应验了那句俗语：“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38军的到来，无疑给杨成武所力挺的北京军区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谈及保定在军事上的战略地位，明末学者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曾如此论述：“雄伟的山脉屹立于西，众多河流蜿蜒东流。宣府与大同宛如坚固的屏障，而倒马关与紫荆关则构筑了关键的防线。内外相接，共同守护着京城，堪称战略要地。昔日河朔地区若有变乱，保定往往首当其冲。”

20世纪50年代初，保定市不仅是河北省的省会，也是省军区和69军军部的所在地。然而，到了1958年，省会与省军区迁移至天津。但到了1966年4月，中央政府启动了将天津提升为直辖市的筹备工作，随后，河北省的省会和省军区又从天津迁回保定。

1967年1月，河北省军区与第69军介入了保定地区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至2月11日，官方正式宣布，由三万余人组成的“河北省工农荣复转退军人红卫兵保定八一造反总司令部”（以下简称“八一总部”）系反动组织。随后，动用了27个连队的兵力，采取武力措施，强行解散了包括“八一总部”在内的众多群众组织，并逮捕了1200余人，其中238人被送入监所。

38军新近抵达其防御的新区域，于2月24日接到指令，与省军区联合负责保定地区的支援地方事务，并特地成立了支地办公室。军党委对此进行了细致的分工，由军第一把手、兼军长的李光军全面负责“三支两军”的相关工作，常委兼副军长刘海清和副政委邢泽辅予以协助，他们亲自主持保定市的支援工作，坚守在最前线。而第二把手、军政委王猛则主抓军队内部的各项事务，对外事宜则由他亲自出面解决。

在初涉保定地区的支援左派工作中，38军尚无明确的行动计划。自1967年4月起，以“八一总部”是否平反作为导火索，保定地区的造反派组织经历了一次彻底的重组与再组合。“工总派”，又称“农大造反团派”，与“工筹派”，亦即“革命红楼派”，两派实力对峙。其中，行事较为稳健、保守的“工筹派”赢得了省军区的青睐，而因与省军区关系疏远、立场更为激进的“工总派”，则积极向新进驻的38军示好，希冀获得其助力。38军与河北原当权势力毫无瓜葛，在感情上亦更偏向“工总派”，因而双方迅速达成一致。

38军与省军区（当时通称为保定“两军”），在支持对象的问题上各持己见，分歧日渐加深，裂痕持续扩大，最终演变为水火不容的局面。与之同呼吸共命运的北京军区，对38军颇有微词。保定两派均倚赖军队的支持，冲突事件频发，武力斗争接连不断。

在风雨飘摇的往昔时光里，1967年6月22日至23日，保定河北农业大学所发生的悲剧尤为触目惊心。双方势力汇聚，近万人卷入了一场规模庞大的冲突。尽管38军与省军区火速赶至现场，试图平息这场风暴，然而，他们终究未能阻止这场灾难的蔓延，最终导致7人命丧黄泉，近300人受伤，其中不乏数十名军人。

面对保定地区局势的紧张，中央政府于八月及时发布指令，责令保定双方的代表紧急进京进行汇报。在此次会晤中，双方代表与“两军”——河北省军区司令员马辉、政委曾美，以及38军的李光军、刘海清一道，共同签署了一项旨在即刻终止武装冲突的协议。尽管武斗得以暂时平息，但双方派别之间的矛盾并未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1967年12月至次年1月间，陈伯达在军区代司令员郑维山、政委李雪峰等领导的陪同下，对河北省进行了实地调研。此行的目的在于为省革委会的顺利组建扫除障碍。彼时，河北省内各军、省军区普遍倾向于保守势力，而38军却坚定地站在激进派的一边。陈伯达一行人急于稳定局势，在保定等地的讲话中，不可避免地显现出对北京军区的偏袒，并对38军所支持的激进派提出了较为严厉的批评。

“农造团的首领崔士林，其父崔田民——时任军委铁道兵第二政委——曾借助501狂派——即石家庄铁道兵学院的‘铁道兵团’，将势力扩张至石家庄，成为河北反军势力的魁首。崔士林则借由造反团之力，意图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如同利刃般深入保定及各县域，破坏大联合的努力。自五月起，他针对群众，对河北省军区和北京军区发起挑战……”。

“农大造反团”作为“工总派”的核心成员，赢得了38军的坚定拥护。陈等人虽未在言辞中直接点明38军，却无端为该部队施加了无形压力。

众所周知，北京军区内部人士深知，38军的调动乃毛泽东亲自批准，部署至保定。对于毛泽东和林彪对38军的立场，郑、李等人难以揣摩其深意，不宜贸然行事。相较之下，不如退一步，暂避其锋芒，以更为稳妥之策应对。

1968年1月28日，郑维山与李雪峰携手签署了一份致毛泽东及中央的《北京军区关于设立河北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该报告提议，在省革委会正式成立之际，将省会从保定迁往石家庄。此举基于理由：石家庄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全省领先地位，工人阶级队伍坚强有力，有望成为全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次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以及中央文革小组迅速批复，批准了郑、李二人的报告。

截至1971年1月，华北会议召开之际，李雪峰在其“我的检查”中对相关事件进行了深刻反思：“在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关键时期，陈伯达亲自出席筹备会议并发表讲话，这一行为不仅加剧了对三十八军的压制，同时也给另一派群众组织带来了压力。”

他负责主导省会迁移的规划，起初，这一构想便由他提出。郑维山同志和我均对此表示支持，随后，我们三人联名上呈了一份报告。在报告中，我们采纳了他所提出的搬迁理由，用以向中央隐瞒事实真相。

不足两年的时间里，河北省会城市经历了三次领导层的更替，实属一波三折。事后，有传言指出，这是郑、李两位领导有意为之，使得38军陷入尴尬境地，此说似乎不无道理。石家庄作为63军军部的所在地，在河北省革委会的组成名单中，63军军长张英辉、省军区马辉、曾美均被任命为副主任，而其他驻军的首脑，诸如38军军长李光军，则仅被列为常委。这种人事安排本身，似乎难以否认其中所蕴含的亲疏之分。

1968年3月，一场风波——所谓的“杨余傅事件”——骤然掀起。杨成武，身为郑维山的前任上司，竟然突然遭到免职，这一举措无疑给了郑维山一个措手不及的打击。面对个人困境，郑维山自顾不暇，这也间接地为38军缓解了部分压力。同年3月至8月间，中央在北京设立了针对保定地区两派代表以及两支军队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该学习班持续了整整五个月。在中央的强力推动下，由经过改组的军委办事组负责出面协调两军关系。在此过程中，双方均作出了一定程度的妥协，经过一系列协商，终于在8月中旬，成立了保定地区的市级和地方革委会，其中地区革委会主任的职位，由38军副军长刘海清接任。

十月，李光军突然接到调令，被平调至武汉军区担任副参谋长。这次调动显得格外匆忙，让人感到异样。据张云生透露，提议让李光军调离的是当时军委办事组负责人杨成武，他同时提议由63军副军长徐信接替空缺。但这一提议上报给林彪后，林彪却并未同意徐信赴38军任职，反而有意在本军内部提拔刘海清升任军长，从而使得此事被搁置。这一决定让林彪对杨成武产生了警觉。

李光军的正式调离正值杨成武被免职半年有余之际，而关于此事的内幕是否正如张云生所言，时至今日，真相已难以探寻。尽管如此，北京军区对李光军的不满似乎已是众所周知。此外，刘海清而非徐信接替李光军担任军长的举措，亦无可辩驳。

十一月份，随着省会迁往石家庄，省军区机关亦随之进行了搬迁，从而使得保定所承受的压力得到了显著缓解。

1969年，38军逆袭。

二月初，北京军区的政委谢富治将王猛紧急召见至京城，在郑维山面前明确指出：保定事件的全部责任应归属于38军，北京军区、河北省革委会以及河北省军区均不得插手干预。此后，关于保定问题的所有报告应直接上呈谢富治。尽管谢富治并未透露此决策的来源，但王猛独具慧眼地洞察到，这不仅仅体现了北京军区的立场，更有可能是中央高层作出的指示。

谢富治受命传达此一决策，其间的操作可谓微妙。当时，北京军区的政治委员一职由李雪峰、谢富治与刘格平三人共同执掌。李雪峰担任兼职，刘格平常驻山西，实际上权力已逐渐落入谢富治之手。当年12月，中央对北京军区党委进行了人事调整，谢富治、李雪峰、郑维山、陈先瑞四人被任命为军区党委书记，谢富治名列第一。谢富治对38军的扶持力度与开放程度均较高，在处理事务时，其公正性远超郑维山与李雪峰，而事情的发展态势也正逐步向有利于38军的方向倾斜。

自保定沦为38军的专有领地，王猛便对两大派系执行了严密的管控策略。步入七月，38军与保定地区革委会联名颁布了“七二二”公告，呼吁双方即刻停止暴力对抗、上缴武器，无条件的回归各自工作岗位或校园，并按照系统、行业、班组进行大范围的联合行动，同时，坚决打击一切反革命行为，一连串强制性命令由此发布。

8月10日，保定市体育场成为了一场由地区公检法机关军管会主办的“严厉打击反革命分子宣判大会”的见证地，现场聚集了超过十万的民众。38军、北京军区以及保定地区和市级革委会的领导亲临现场并发表了重要讲话。在大会的严厉震慑下，两名公然违反“三个布告”的罪犯被判处死刑。至8月底，保定地市顺利实现了“三结合”。到了10月，武器收缴工作取得了圆满成功，所有武斗工事被彻底拆除，参与武斗的人员也全部返回了各自的工作岗位，武斗事件得以全面平息。

军事工作方面，38军此时也受到军委的格外青睐。1969年2月24日，军委电示称，经毛泽东批准，决定将38军组编为摩托化军。编成：该部队下辖三个摩托化师，同时设有直属的炮兵团、火箭炮团及高炮团各一。各师之下设有三个摩托化团，并配备坦克团、炮兵团和高炮团。翌年10月，38军圆满完成改编任务，荣获全军首支摩托化军的殊荣。

在1969年10月至12月期间，63军完成了从河北向山西的迁移，同时，其指挥机构也从石家庄转移至太原。尽管38军曾被北京军区定性为“刺头”、“骄傲自满”，但并未被驱逐出河北，相反，作为被誉为“华北山头”之“老大”的63军却撤离了河北。这一情景，颇具讽刺意味。

次年三月，38军党委第一书记兼政委王猛获任命为河北省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并荣升为党的核心小组成员。这标志着38军负责人首次跻身河北省最高领导阶层，而两年前，这样的局面实属罕见。

1970年8月，在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翻车，李雪峰、郑维山均受牵连。12月10日，38军党委报告军委办事组并中共中央，“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罪行”。

38军党委提交的报告，其目的在于借助批判陈毅一人的机会，抒发自调防华北以来所承受的冤屈之气。如今审视，该报告与当时诸多揭发批判的文件相似，其中不乏牵强附会、言过其实的言辞。恰逢毛泽东正苦于缺乏攻击陈毅的论据，38军的报告恰似投其所好，于是他在12月16日给予了批示：

林、周、康三位同志及军委同仁们：关于陈伯达为何能够自由行动并公开发表意见，尽管他并未担任北京军区的职务，中央也未赋予他处理北京军区及其下属单位军政事务的权限。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陈伯达在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形成了超然地位，被称作“太上皇”？

林彪同志曾向我透露，他深感与三十八军同仁之间难以开展深入的交流。北京军区在处理陈伯达问题时，并未召集专门的会议进行讨论，而是仅通过向各省及各军传达信息的方式，导致思想上的交流不够充分，亦未能有效增进全军团结。对于此建议的可行性，恳请领导予以周密考虑。

毛泽东常以“实事求是”作为口头禅，然而，这一批示却显得极不符合“实事求是”的原则。

起初，陈伯达身兼政治局常委与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之职，亲自赴河北各地，旨在协助平息两派之间的纷争。此举并非越权行为。处理地方两派纷争，并不在北京市军区的“军政管辖”职责范围内，该军区亦无权干涉一位政治局常委的公务活动。再者，陈伯达的举措与当时所倡导的“大方向”高度一致。

其次，毛泽东提及“林彪同志曾向我表示，他已不便再与三十八军的人士进行交流”，此言将原本与此事件无关的林彪牵涉其中。林彪是否真的向毛作出过如此表述，实存诸多疑点。对于38军以及北京军区其他军队之间的矛盾，林彪实际上极为谨慎，尽量避免发表任何评论。

根据现有资料，自38军被调至保定以来，林彪将军并未踏入该军一步，亦未曾召集或接见该军任何干部。同样，该军领导层亦未曾主动单独前往拜访林彪将军。这一状况在“9·13事件”爆发后，成为38军各负责人轻松撇清与事件关联的关键因素。至于《571工程纪要》中将38军列为“借用力量”，这完全是林立果的个人主张，与38军并无实质性的关联。

无疑，38军的批陈报告，为毛泽东提供了一个“靶子”，用以打击陈伯达、郑维山、李雪峰三人。在毛泽东作出批示的同月，王猛便晋升为北京军区副政委。次年七月，在毛泽东和林彪的同意下，中央决定任命王猛为国务院国家体委革命委员会主任，同时担任党的核心小组组长。

在王任职期间，他对江青等人的干预体委事务逐渐感到不悦，并开始采取一些抵制措施。江青对此亦感到不悦，意图在“四届人大”之际，趁机提拔庄则栋，以取而代之。王对此洞若观火，于是欣然接受了离开体委的安排。在“四届人大”前夕，他被调回部队，担任了武汉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的职务。

当“四人帮”被彻底粉碎之时，遵照国务院负责人之命，我在1977年二月重新回到了国家体委，担纲主任一职（同时仍保留军中职务）。随后，在1981年七月，我再次回到部队，荣获晋升，担任广州军区政治委员一职。直至1985年，我按照大军区正职的标准享受待遇，方才正式退休。

文革期间，我国推行体育外交政策，王猛以国家体委主任的身份频繁出现在公众视野中，声名远播。据知情者透露，凭借王猛的才华，他在80年代本有望攀上更高的职位。然而，在我看来，王猛虽对陈伯达有所不满，曾顶撞过江青，并在国家体委期间做出了诸多贡献，但他也曾经支持过保定地区的造反派。正是因为这一点（这在文革的特定环境下是不可避免的），在主政军队的邓小平心中，对他的评价大打折扣。王猛能够以大军区正职的身份“安全着陆”，相较于他的同行，这已经是一种幸运。这些往事，就让我们留待日后细谈吧。

1972年8月，中共中央正式颁布了《关于征询对三支两军问题的意见的通知》。据此，《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三支两军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亦予以发布。按照该《通知》的指引，各地及各单位已设立的党委开始陆续撤销“三支两军”的相关机构，并逐步将相关人员撤回。

1971年，徐炜接棒刘海清，出任保定地区革命委员会的主任，这一职务由38军副政委兼任。伴随着中央《通知》的下达，翌年三月，徐炜亦接到调令，返回部队。在军队管理的鼎盛时期，38军不仅承担了保定地区23个市、县的“三支两军”任务，下辖22个团，还负责选拔干部和战士前往北京，参与中央国家机关、各大院校的“军管”与“军训”活动。当时，军参谋长朱月华受命前往北京，担任国务院对外文委军管小组组长的职务。

1974年，我国掀起了全国性的“批林批孔”运动。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江青试图捕捉“批林批孔”及批判林彪军事路线的典型，其目光最终聚焦于38军。她随即派遣工作组深入38军113师338团8连，开展“批林批孔”的试点工作，并向该连队提供了相应的学习资料。面对当时的形势，38军亦不得不派遣人员前往8连，以“总结经验”。这些所谓的“经验”随后在《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上屡次刊载，使8连声名鹊起，名扬四海。

在那年的7月28日，王洪文与江青特地邀请了北京军区的三位高级将领以及38军的四位主要领导，一同前往北京北海的仿膳堂共进宴席。次日，王洪文、江青、陈锡联、纪登奎等人在38军度过了一夜，其间举办了一场接见会，与会嘉宾包括河北省以及驻保市的军政主要领导，以及338团8连的所有官兵。在此次会议上，王洪文和江青发表了讲话，并赠送了书籍，江青更是以“顺口溜”的形式对38军大加赞誉，现场气氛一度热烈非凡。然而，事实的发展却证明，江青等人的所作所为只是徒劳之举。表面上，他们的虚情假意或许出于无奈，但在关键时刻，军队不可能与他们同流合污。

自1974年至1976年，随着“批林批孔”运动的扩散，以及“批邓”与“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涌动，保定地区再次陷入了一场激烈的武斗与混乱的漩涡。面对这一严峻局面，河北省委与省军区显得力不从心，难以有效驾驭局势。无奈之下，中央政府只得再次动用早已与地方“三支两军”分离的38军介入。1976年11月15日，由北京军区第二政委秦基伟担任组长，河北省委第一书记刘子厚、38军政委王丕礼担任副组长，成员包括北京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吴岱、河北省军区司令员马辉、38军副军长李连秀的“中央解决保定问题领导小组”正式进驻保定，其目的在于平息这场动乱。

11月16日，38军接到命令，对全区所有武斗据点实施武装封锁。紧接着，该部队依法收缴了武器，拆除了一系列防御工事，并正式解散了武斗组织。12月13日，保定地区组织了超过500人前往北京，参与了解决保定问题领导小组举办的“学习班”。与此同时，由省委与38军联合组建的联合工作组进驻保定，积极协助地、市委推进各项工作。在此背景下，保定这一文革期间的重灾区，终于结束了长达十年的持续动荡，形势得到了迅速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