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毛泽东思想之旗不能丢

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功过、确立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成为毛泽东同志逝世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项全局性、紧迫且至关重要的任务。这一问题关乎如何看待党和国家过去数十年的奋斗成果，关乎党的团结、国家的稳定，更关乎党和国家未来的发展轨迹。在邓小平同志领导党和国家走出“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困境，进行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之际，他投入了大量的精力，致力于解决如何科学评价毛泽东同志及其思想的问题。

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前行

1977年7月，邓小平同志第三次重返政治舞台，凭借其深邃的洞察力、丰富的政治阅历以及卓越的领导才能，明确抵制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并积极推动对真理标准问题的深入探讨，引领国家走上拨乱反正的道路。在此过程中，广大干部和群众摆脱了先前盛行的个人崇拜与教条主义的束缚，党内党外思想交流活跃，呈现出研究新形势、解决新问题的积极氛围，国家政治生活呈现出一片安定、团结且充满活力的景象。

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值得警觉的错误思想倾向。在解放思想过程中，极少数人利用党进行拨乱反正的机会，曲解“解放思想”的口号，采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手法，极端夸大党所犯的错误，党内外出现了一些对新的路线方针政策、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问题的错误认识。这其中，又集中在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上。有的人口头上拥护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但是反对毛泽东思想。有的人表示说只拥护正确的毛泽东思想，而不拥护“错误的毛泽东思想”。上海有个所谓“民主讨论会”，其中有些人诽谤毛泽东。北京的“西单民主墙”公然张贴诽谤毛泽东的大字报，还有人甚至打出批判毛泽东的标语，具有很大的煽动性。对社会上出现的这股全盘否定毛泽东的错误思潮，国外纷纷猜测，中国在“非毛化”了。港台的报纸也说：“大陆批毛，势在必行。”

邓小平敏锐地洞察到这股错误思潮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潜在危害，深知其关乎重大原则和大是大非的根本问题。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前后，他多次发表讲话，明确表达了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坚定立场。

1978年11月25日的午后，邓小平在听取华国锋、叶剑英等人所作的汇报过程中，作出指示：

我们必须坚定地高扬毛主席的崇高旗帜。这面旗帜象征着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同时也是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的象征。……毛主席的卓越贡献将永载史册。……当有人询问我对毛主席的评价是否可以像评价斯大林那样采取三七分法时，我明确表示，这种做法不适宜。党中央和中国人民绝不会重蹈赫鲁晓夫的覆辙。

毛泽东思想滋养了整整一代人的成长。……若非毛泽东思想，今日之中国共产党将无从谈起，这绝非言过其实。毛泽东思想始终是我们党、全军以及全国各民族人民最珍贵的精神财富。我们务必全面而准确地把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精髓，并在新的历史时期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

在肯定毛泽东历史地位和坚持毛泽东思想的同时，邓小平在这一时期的多次讲话中，也没有回避毛泽东的错误。1978年11月27日晚，他在听取汇报时说：“毛主席不是没有缺点错误的。对毛主席的缺点错误，这个问题是不能回避的，在党内还是讲一讲好。”在这次讲话以及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等场合，邓小平同时强调：“我们不能要求伟大领袖、伟大人物、思想家没有缺点错误，那样要求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要领导和教育全体党员、全军指挥员、全国各族人民科学地历史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

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反霸权主义事业的旗帜，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毛泽东同志的事业和思想，都不只是他个人的事业和思想，同时是他的战友、是党、是人民的事业和思想，是半个多世纪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经验的结晶。

邓小平明确指出，必须坚定不移地秉持包括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内的四项基本原则，“一旦其中任何一项遭到动摇，便等同于对整个社会主义事业以及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根基造成破坏”。

这些立场坚定、毫不含糊的声明，初步消除了公众的误解，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坚实的政治思想基石。

核心问题评价毛泽东。

为梳理历史经验、凝聚全党共识、齐心协力展望未来，中央高层作出决策，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进行全面而深入的回顾。1979年10月，中共中央基于叶剑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庆典上的重要讲话，启动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工作。此项决议的编纂在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指导下展开，并由邓小平同志亲自领衔主持。编纂小组由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央宣传部部长胡耀邦，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胡乔木，以及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邓力群共同担任负责人。自1979年11月起，编纂小组着手搜集资料，举办座谈会，为《决议》的起草工作奠定基础。至1980年3月，编纂工作正式拉开序幕。

邓小平高度重视决议的起草工作。从1980年3月至1981年6月历史决议正式通过，他就历史决议的起草、修改，共进行了19次重要谈话。1980年3月19日，他在同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提出《决议》要体现三条总的要求，或者说总的原则、总的指导思想：第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第二，对建国30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作出公正的评价；第三，通过决议对过去的事情作个基本的总结。他强调，其中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还是第一条。

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以及中央书记处均对邓小平所提出的这三项基本要求与基本原则表示了高度认同与一致同意。

邓力群后来说：

自那之后，直至《决议》正式通过，中央领导同志无论是在与起草小组的交流中，还是会议上的发言，均不厌其烦地重申必须遵循这三项要求。在此指导思想下，小平同志在数次讲话中，反复进行阐释与发挥，始终坚定如一，毫不动摇。即便面对诸多错误观点，除了进行说服教育，也适度提出批评，目的始终如一，即坚持这三项要求。这三项要求贯穿于《决议》的整体架构之中，体现在对重大问题的判断上，乃至每一个重要表述乃至字句的细致推敲上。

明确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并发展毛泽东思想；详述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的具体贡献。因此，邓小平指示决议起草小组需重新撰写稿件。

9月10日，起草小组经过反复修改，最终完成了一份约6万字的决议稿。随后，该文件于10月份被下发至各省、市、自治区的高级干部，展开深入讨论。鉴于参与讨论的党内高级干部共计4000人，这场讨论因而被称为“四千人大讨论”。这是我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一次大讨论，它标志着党内民主的广泛而深入的实践。讨论于10月中旬拉开序幕，持续至11月下旬，历时一个多月。在讨论中，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价值评价成为了争执的焦点。当时争论的激烈程度，以至于有人用“争吵得一片混乱”来形容。尽管如此，大多数同志仍对历史地、科学地评价毛泽东同志及“文化大革命”持肯定态度，并对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性表示赞同。然而，也有一些观点存在偏差，甚至趋于极端，对确立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受这些错误观点的影响，决议稿在11月22日的版本中，对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进行了加重描述，整体调子显得较为低沉，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所取得的成就也有所忽视。

在参与四千人的大讨论之际，邓小平与中央警卫局的同事们进行了深入交流。同时，他也审阅了讨论内容的部分简报，对讨论的进展保持高度关注。10月25日，他邀请了胡乔木与邓力群进行会谈。在此次谈话中，一方面，他高度赞扬了大家畅所欲言的精神，并采纳了其中许多宝贵的意见，强调必须将这些优质意见融入讨论之中。另一方面，他也针对讨论中显露的思想紊乱，重点阐述了对毛泽东同志功过的评价以及毛泽东思想在指导工作中的作用，并重申了起草决议时应遵循的指导方针。他语气深沉地表示：关于对毛泽东同志功过的评价以及如何撰写毛泽东思想，确实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议题。若不提及毛泽东思想，对于毛泽东同志功过的评价将显得不当，不仅无法获得老工人和土改时期贫下中农的认同，甚至连与之紧密相连的众多干部也可能无法接受。他尖锐地指出：

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不容丢弃。一旦舍弃此旗帜，实则是否定了我党辉煌的历史。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以及对其思想的阐释，远非仅关乎个人，它与党的历史、国家的历程紧密相连……决议稿中对毛泽东思想阐述的部分不可或缺。这不仅关乎理论，更是一个重大的政治议题，关乎国际与国内的政治格局。若此部分内容缺失或处理不当，整个决议将失去其存在的意义。

他以政治家独有的锐利洞察力郑重指出，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绩与不足，坚定不移地肯定并传承毛泽东思想，对此原则问题绝不容许有任何妥协。

邓小平在谈及如何正确对待毛泽东同志的错误时明确表示：“对待错误，尤其是毛泽东同志的错误，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进行批判，但同时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细致分析各种复杂情况，切勿将所有问题简单归咎于个人品质。毛泽东同志并非孤立的存在，他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始终是我们党的领导核心。”他进一步强调，过分夸大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实际上是对毛泽东同志的不实抹黑，这无疑是对我们党和国家的污名化，是有悖于历史真相的”。

此次决议草案拟定阶段，展开了一场至关重要的交流。邓小平同志针对“非毛化”的偏颇观点，直言不讳，为决议草案的起草明确了方向，并始终坚持正确的立场。

首先，他建议在决议中增补一篇专文，回顾党的光辉历史，概述党的六十载风雨历程。如此撰写，不仅能使毛泽东同志的功绩和贡献得到更全面的概括，还能进一步确立其历史地位，为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提供坚实的理论依据。其次，陈云先生建议中央高度重视学习之风，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尤其是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邓小平同志对陈云先生的建议给予了高度重视，仅隔两天便召集起草小组负责人，郑重其事地指示道，陈云同志的第一点建议甚为妥当，请转告起草小组。在历史决议中，关于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部分，需进一步丰富和充实。决议的结束语中亦应融入倡导学习的思想。

“决议的制定刻不容缓，拖延不得。若不提出明确观点，重大议题便难以形成统一认识。因此，必须抓住时机，以免延误。”他着重指出，讨论的核心涉及两个问题：首先，毛泽东同志的贡献是否应当被置于首位，还是错误更为突出？其次，在过去的32年，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前十年的时期内，是成就为主，还是失误为主？第三个问题是，这些失误是否仅由毛泽东同志一人承担，还是其他同志也有责任？决议草案中多次提及党中央应承担责任，其他同志也应分担责任，这或许更符合实际情况。第四点，毛泽东同志犯错误，乃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马克思主义者的失误。邓小平以简洁的话语，对几个关键且争议激烈的问题进行了精辟概括，彰显了他作为政治家坚定的原则立场和深邃的远见。

按照邓小平的部署，自5月21日起，政治局扩大会议分组展开了深入的讨论，直至29日圆满落幕。与会者普遍对文稿给予了高度评价，一致认为经过进一步的修订，该文稿有望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获得审议并通过。

毛主席像天安门上永存。

当中国共产党着手撰写历史决议之际，全球的目光聚焦于中共中央将如何对毛泽东作出评价。邓小平一贯擅长利用媒体向外界传达信息、普及政策，1980年8月21日与23日，他在人民大会堂接受了意大利著名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专访，借此契机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的立场。

法拉奇直接切入主题，询问：“天安门上的毛泽东画像是否应长久保持？”这一提问敏锐地触及了国内党内外对毛泽东评价的敏感话题。邓小平的回答简洁有力，表示：“必须永远保留。”接着，他进一步阐明：必须对毛泽东的一生进行公正的评价。同时，他强调：必须继续贯彻毛泽东思想。他接着说：

纵然毛主席在过往的岁月里也犯过失误，但他终究是我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核心创立者。在他功绩与过失之间，过失终究居于次要地位。他为我国人民所付出的贡献，不容忽视。基于我们广大民众的情感，我们将永远将他铭记为我们党和国家的伟大缔造者。

法拉奇再度指出，国人常将诸多失误归咎于“四人帮”，然而，他们口中的“四人帮”却似乎暗示了更深层次的五指所指。面对此言，邓小平坦诚不讳，明确表示，毛泽东主席的错误与林彪、“四人帮”所涉问题的性质截然不同。毛泽东主席在其一生中，大部分时光都致力于伟大的事业，多次将党和国家从危机边缘挽救回来。若非毛主席，我们至少还需在漫长的黑暗中摸索更久。然而，遗憾的是，在他晚年，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主席犯下了错误，且错误严重，给党和国家以及人民带来了诸多不幸。另一方面，这些错误被林彪、“四人帮”这两个反革命集团所利用，其目的直指篡夺权力。因此，我们必须明确区分毛泽东主席的个人错误与林彪、“四人帮”的罪行。

法拉奇进一步追问：“在审理‘四人帮’事件以及筹备下一届党的大会过程中，毛泽东同志的角色将如何体现？”对此，邓小平坚定地回应：“我们将公正地审视毛泽东同志一生的功与过。明确指出，毛泽东同志的功绩占据首位，其失误位列其次。同时，我们还将继续秉承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代表了他一生中的正确见解。我们不会对毛泽东同志采取类似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的态度。”

法拉奇采访邓小平。

8月28日，法拉奇公开发布了此次采访的详细过程与全部内容，全球众多国家的报纸杂志竞相进行转载与深入评析。

在这段时期，邓小平在与外国政要及友人会面之际，亦多次提及我党对历史及毛泽东同志的评价问题。1981年1月26日，在接见澳大利亚外长斯特里特时，邓小平强调，外界时有议论，称我国正推行“非毛化”。实则我国并未实施“非毛化”政策，我党将一如既往地坚持毛泽东思想，同时对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错误也需予以明确。毛泽东思想系历史积淀而成，并引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这份宝贵遗产绝不可丢弃。3月24日，邓小平在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时，向他阐述了中共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立场，尼雷尔对此表示认同。然而，尼雷尔也表示，毛泽东思想无论如何都应保留。国际友人的关切，实则反映了对我国能否公正评价毛泽东同志及毛泽东思想的疑虑。对此，邓小平坚定回应，我国将对毛主席的功过是非进行全面、公正的评价，其目的在于坚守毛泽东思想，这对于我们未来工作的指导至关重要。

“此决议必经得起历史检验”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了预备会议，对该次会议提交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展开了第四轮深入的讨论。自6月15日起，预备会议便进入了分组讨论阶段，各位中央委员严格依照会议的指示，严谨而认真地进行了为期八天的热烈讨论。与此同时，中央委员会还广泛征求了在京的党政军机关近千名人员的宝贵意见。

“核心问题在于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在之前的一段时间里，对于毛泽东同志的一些问题的讨论显得过于激烈，应该适度调整。这样既更符合实际，也有利于我国整个国家以及党的形象。

此刻，卧床养病的叶剑英亲自致信中央政治局常委及与会同志，郑重陈述自己的观点。他强调道：“决议中对毛泽东同志及其思想的历久弥新的地位给予确立，这对我们党千秋伟业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1981年6月27日至2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于首都北京召开。在深入而广泛的讨论之后，全会一致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决议》最核心的内容，就是如何认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总的说来， 是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决议》 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充分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决议》指出：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 错误是第二位的。《决议》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同毛泽东思想加以区别，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决议》对毛泽东思想多方面的内容和活的灵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作了科学概括，强调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必须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以符合实际的新原理新结论丰富和发展我们党的理论。《决议》的通过，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胜利完成。

“针对建国以来党内的若干历史问题所形成的决议，完全满足了我们最初的预期。这对于我们统一党内思想，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坚信，这个决议必将在历史的检验中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7月6日，《人民日报》就《决议》的正式通过发表了一篇社论。社论指出，近年来，全球范围内对于“毛泽东时代之后的中国”充满了热议与猜测。而今，随着此次会议的召开及《决议》的诞生，各方终于找到了答案：毛泽东时代之后的中国，将是一个坚持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动荡的岁月已然落幕，徘徊不定的时间亦告结束。我们得以向过往告别。”

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科学评价指导，充分体现了邓小平胸怀坦荡的崇高品格。1991年3月12日，江泽民同志在参观韶山毛泽东故居并考察时表示：

毛泽东同志在晚年确曾遭遇过若干失误。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审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之际，党内部分同志敢于逆流而上，力挽狂澜，引领我们科学地归纳历史经验，并公允地确认了毛泽东同志的卓越贡献。回顾今日，这似乎理所当然，然而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此举殊为不易。……当我听闻传达之后，不禁对邓小平同志的非凡才能与勇气肃然起敬。

曾在《人民日报》担任社长的邵华泽先生，在受访时不禁感慨地表达道：

谈及“文化大革命”或毛泽东同志的错误，邓小平同志所遭受的冲击尤为严重。然而，他在审视这一问题时，并非基于个人情感，而是立足于党的事业、我们的历史以及现实情况。因此，他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必须得到彻底否定，坚决摒弃这一错误路线。但与此同时，我们不能因否定“文化大革命”而否定毛泽东同志作为一位杰出革命家的光辉一生。同样，不能因毛泽东同志晚年犯错，便将毛泽东思想全盘抛弃。

伴随着国内局势的演变与国际形势的调整，邓小平昔日对科学评价毛泽东及其思想的指导愈发显现出其深远的影响和重要价值。

20世纪90年代初，全国政协前副主席胡绳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历史决议》无疑是小平同志最为重视的文件之一。如今回顾过去十多年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历程，我们欣喜地发现，在这期间，我国的发展并未受到那些错误思潮的干扰。这无疑说明，在邓小平同志的领导下，有了《历史决议》这一光辉旗帜的指引，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根本性的成就。”

在2013年1月的一次讲话中，习近平深情回顾了邓小平作出这一重要抉择的时刻，感慨地指出：“这正是伟大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高瞻远瞩与宽广胸怀。试问，若当时全盘否定毛泽东同志，我们的党是否能够稳固立足？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否能够坚如磐石？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一旦动摇，必将引发社会动荡。”

2014年8月20日，在隆重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的盛大集会上，习近平发表讲话强调：

邓小平同志指导我们党系统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解决了科学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根据新的实际和发展要求确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这样两个相互联系的重大历史课题，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践和理论，坚决顶住否定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为党和国家发展确定了正确方向。

《历史决议》的颁布，由领导亲自指导，对毛泽东及其思想进行了科学的评价，于关键时刻凝聚了全党的思想和行动，为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提供了坚实的引领。这一举措，乃邓小平同志留下的、既泽被当代又惠及后世的伟大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