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先念与毛泽东的对话：历史现场中的直言

那日，李先念坦率直言，对毛泽东言道：“主席，您切勿轻信报纸上夸大其词的言论，当前形势并非一片大好，亦非略有好转，实乃极为严峻，百姓正遭受饥饿之苦。”毛泽东听后，神情颇感惊愕。

1960年4月中旬，李先念如约抵达毛泽东的住所。毛泽东面带微笑，对李先念说道：“杞国之人至此，请先落座。”

杞人忧天是比喻庸人自扰，毫无根据地瞎担心。毛泽东何以把李先念比喻为“杞国人”，这里有一段什么样的故事？

“大跃进”后粮食生产困难。

1958年，我国启动了著名的“大跃进”运动以及人民公社化进程。同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于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并在会议公报中宣布，预计1958年的粮食产量将突破6000至7000亿斤，较之1957年增长60%至70%。

至1958年年底，依据各省、市、自治区所提交的汇报，相关部门将预估产量大幅提升至8500亿斤。

《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一书中明确记载，经严格核实，1958年的粮食产量达到了4000亿斤，相较1957年仅增长了2.5%。

1959年，庐山会议作出决策，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反右倾”运动。在此背景下，高指标和浮夸之风愈发盛行，而1960年的粮食产量目标依旧维持在6000亿斤。

实际上，在1959年至1961年间，粮食产量持续下降，三年的平均产量仅为3073亿斤，较1957年减少了21.2%。人均粮食占有量也降至433斤，较1957年下降了170斤。这一变化给粮食的分配工作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鉴于国家粮食储备的入不敷出，我们每年不得不动用库存，粮食调拨的局势亦日益吃紧，大中城市面临粮食供应短缺的严峻风险。

1960年6月初，北京市的粮食库存仅能满足7天的销售需求，天津的情况稍好，但库存也只能维持10天，而上海则已面临大米库存告罄的困境。

数据表明，至1960年9月底，全国82个主要大中型城市的库存量较上年同期锐减，降幅接近一半，甚至不足常规库存的1/3。尤其是江西大量调运大米，以及该省内的南昌、景德镇、赣州、九江等四大城市，均面临着每日调出与销售相续的紧迫状况。

在农村地区，情况显得尤为严重。受高指标和浮夸风的影响，1959至1961年间的平均征购量高达粮食总产量的34.4%，远超正常年份的20%以上。

大规模征购超出限度，不仅剥夺了农民的部分口粮，甚至征购了预备来年的种子和饲料之粮，导致农村居民每人每日的口粮锐减至不足一斤，更有甚者仅剩几两。农村地区已频发饿殍横陈的现象。国家设定的粮食征购的高标准根本无法得以实现。

李先念紧急致信毛泽东

1959年四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第二届第一次会议，会上正式任命李先念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并兼任财政部部长之职。5月2日，周恩来总理对外公布副总理的职责分工，明确李先念同志负责分管财贸领域的工作。

1960年伊始，全国各地粮食管理部门相继向国务院发出紧急报告，指出粮食征购任务难以完成，国家粮食储备亦呈下降趋势。在这场全国性的粮食危机面前，主管财贸工作的李先念同志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困境。

在庐山会议的召开之际，李先念由于对彭德怀信函中所陈内容表示认同，被迫屡次进行自我批评，指认自己犯了“右倾”之误。

然而，面对这严峻的粮食形势，若不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如实汇报并迅速采取对策，必将引发严重后果。李先念不顾个人可能再次遭受不公的指责，毅然决然地将实情及时上报，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应对建议。

1960年1月13日，李先念向党中央及毛泽东同志汇报称，根据部分省区的反馈，农村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中，大约有10%至20%的面积存在粮食短缺问题。

4月16日，李先念再度致信毛泽东，报告中提及：

总体来看，当前的粮食形势相当乐观。在1959至1960年度的粮食征购任务中，原定目标为1075亿斤，预计至6月份，这一数字有望达到1200亿斤左右。

当前，这短短的五十天，亦或是一个月，对于确保春耕生产的顺畅进行，以及维持粮食市场的稳定，显得尤为关键。我们必须发起一场粮食调运的突击行动，务必实现第二季度50亿至53亿斤的粮食调运目标。这不仅是保障大中城市及受灾严重省份粮食供应的关键举措，更是刻不容缓的决定性步骤。

昔日，国家职能主要集中于粮食的购销管理，保障城市居民及部分农村缺粮群体的粮食供应；而今，形势已发生显著变化，国家必须对近七亿人口的粮食消费进行更为细致和直接的管理。国家对人民是否吃得饱、吃得好，肩负着极其重大的责任。

报告指出，截至4月5日，粮食入库的高峰期已告一段落。尽管如此，全国的粮食储备量达到了517亿斤，较去年同期降低了13亿斤，与此同时，粮食的销售量同比有所上升。

毛戏称李为“杞人”。

尽管毛泽东对1960年的整体形势持乐观态度，然而，他对农村粮食状况亦非全然无知。因此，李先念的汇报仍旧引发了毛泽东的注意。

次日，毛泽东在丰泽园中南海的住所约见了李先念，李先念如约准时抵达。

毛泽东见到李先念的到来，脸上露出笑容，说道：“杞国使者到访，请入座。”

继续说道：“你为何总是如此悲观？报纸上不是都说形势一片大好，你却总是说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究竟是怎么看待问题的？难道你忘了‘杞人忧天’的故事吗？你可别变成那个杞国人啊！”

李先念察觉到毛泽东并无严词苛责的意图，便坦率而诚恳地表达道：

“我深知杞人忧天的寓言。然而，我并非如同杞国人般忧虑天空会塌陷，我所忧虑的是全国数亿民众的吃饭问题。”

主席你不担心吗？你不要听报纸上吹的那一套，形势不是大好，也不是小好，是一点也不好，老百姓在挨饿，已饿死了不少人。

某些省份一面宣称粮食大获丰收，一面却向我提交报告，请求提供救济粮食。昨晚我彻夜未眠，与粮食部副部长陈国栋等同志商讨对策，紧急调配粮食以应对燃眉之急。我们准备了一列满载粮食的火车，计划运往山东，然而山西方面突然发来电报，称当地饿殍遍野，于是我们又立刻将这列火车上的粮食紧急调拨至山西。

当前，民众生活困顿，粮食短缺，无奈之下，只得依靠挖取野菜、采集树叶来维持生计。

听闻此言，毛泽东不禁感到愕然，遂要求李先念对全国粮食供应的严峻形势作一详尽阐述。对于李先念所提出的应急对策，毛泽东表示了坚定的支持。

李先念（居左第二位）、王树声（居左第六位）等悉数陪同，共同视察毛主席的行程。

李先念肩负粮食重任

1960年，我国遭遇了严重的粮食短缺危机，这一困境无疑给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据周恩来秘书李岩回忆：“彼时，各省市纷纷向中央政府告急，使得总理忧心忡忡，夜不能寐，食不甘味。”在那段充满挑战的岁月里，周恩来亲自部署粮食调运工作，被誉为“粮食调度的总调度人”。

为确保全国粮食资源的合理调配，亟需精确掌握各省粮食的实际状况。为此，周恩来精心制定了一套《中央粮食调拨计划表》。该表依据时间顺序详细记录了各省市粮食的收购、储备、销售及调拨数据，以及中央粮食的收支状况，内容详实，一目了然。

肩负起紧急调配粮食重任的，正是李先念。他提出建议，并于2月21日获得中央的批准，正式成立中央粮棉油调运指挥部。李先念亲自担任指挥，国务院财贸办公室、铁道部、交通部、粮食部和商业部等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均参与其中。指挥部明确规定，铁路和汽车运输必须优先保障粮食的紧急调配任务。

为提升粮食调运效率，有必要组建一支隶属于粮食部直接管理的专业运输队伍。李先念同志亲自出面，向解放军总后勤部寻求协助，成功借调了1000辆汽车，并从各省份额外征调了1000辆汽车。该运输队穿梭于山区与平原之间，往来于偏远地区与繁华都市，历经三年时间，总计运输粮食达42亿斤，为粮食调运任务的圆满完成做出了显著贡献。

6月间，北京、天津、上海三大都市及辽宁省内的十个主要城市，粮食供应的紧张局面依旧未得到缓解。全国6月份的粮食调运计划为21亿斤，实际完成量仅为14亿斤以上；进入7月，虽计划调运20亿斤，但22天内仅完成了8.7亿斤以上。面对这一严峻状况，李先念在短短一个月内，三次向中央紧急上书报告。

7月5日，李先念与谭震林联名呈送了《关于召集九省市财贸书记研讨当前粮食工作事宜的报告》至中共中央及毛泽东主席。《报告》中明确指出：

京城、津门、沪上及辽宁等地，只能随到随售，日日欢庆除夕之夜。若是此种紧张态势持续，局部地区恐将面临乱象。在农村，未收获夏粮的地区，粮食供应依然紧张；而收获夏粮的地区，新粮已陆续上市，然而丰歉不均，农村储备粮短缺，粮食分配及生活安排亦存在诸多难题。

本报告强调，粮食分配工作的核心使命在于全面细致地管理社会粮食的分配与消费，务必以严谨的态度、饱满的热情以及实事求是的精神，精心筹划和保障我国六亿五千万城乡人民的饮食需求。

7月13日，李先念向周恩来呈递了一份关于粮食调运状况严峻的报告。报告指出，本应于7月份调出20亿斤粮食，然而截至10日，仅调出2.19亿斤。当前粮食库存情况堪忧，北京、天津两地库存仅能维持4天销售；上海库存则仅够维持两天；辽宁地区库存也仅能支撑6天。若不加快调运速度以补充库存，按照当前形势发展，恐将引发混乱。鉴于国家粮食库存普遍偏少，我们宁愿让中小城市面临一定程度的紧张，亦不能让京、津、沪、辽等地出现断货。因此，我建议立即采取果断措施，将粮食运输置于首位，优先保障粮食运输任务，集中力量突击运输，迅速扭转当前局面。

7月24日与25日，李先念相继呈送了国务院财贸办公室的《关于紧急调运粮食的报告》至周恩来、邓小平、毛泽东及中共中央。《报告》中提及：

自今年五月起，北京、天津、上海、辽宁等地粮食储备告急，库存锐减，濒临断货边缘，警报频传，局势已趋恶化，形势堪忧。

粮食部最新报告显示，截至7月22日，北京市区粮食库存仅能维持约3.5天销售，上海地区库存可支撑约6天，天津则勉强能满足约17至18天的需求。辽宁20日的粮食库存已不足10天，而吉林在19日的粮食库存也仅能支撑17天的销售。此数据是基于基础粮食库存全部售罄的假设计算得出。事实上，众多粮店已面临无粮可售的困境，销售时断时续，形势严峻。

提出建议。

面对李先念所汇报的情况，周恩来与邓小平均感忧虑。周恩来在14日将李先念于13日提交的汇报材料批转给了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指示他即刻将此报告分发给正在北戴河出席中央工作会议的各省市负责人。

邓小平于收到李先念于25日提交的报告当天作出批示：“请将此件分发至会议各位同志。各省负责调出粮食的同志们，应立即拨打电话返回，对相关工作进行督促与检查。”

杨少桥回忆道：

为确保粮食调拨工作的顺利推进，通常是由粮食部党组的同志先行一步，与地方进行协商对接，随后由先念同志牵头进行深入商谈，最终由周恩来总理亲自作出决策。

自1959年起，年度粮食调拨计划不仅由中央与国务院共同制定并下达，季度计划亦由中央统一部署与发布。

至1960年，众多月份的调配计划已由中央下达，并要求全国各地予以执行。

这些规划方案，经过先念同志的深思熟虑与研究，方才正式上报中央，并经其审定后予以发布实施。（《深切缅怀卓越的人民公仆——李先念同志》，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出版）

李先念非“杞人忧天”。

在回忆那段大饥荒的年代，中央军委总后勤部负责人洪学智对李先念在指挥粮食调运工作上的卓越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

在国家经历的艰难岁月里，粮食供应的短缺尤为严重，这一挑战直接牵涉到亿万民众的生计与社会的稳定。为此，党中央作出决策，委派李先念同志负责领导突击调运粮油棉指挥部的工作。

当时，众多城市的粮库相继告急，空空如也，形势的严峻程度堪比战时紧急的军情。先念同志一方面迅速且准确地向党中央及毛泽东同志汇报了这一情况，并提出了针对性的解决措施；另一方面，他组织各省区竭尽全力，采取突击方式筹集与运输粮食，确保了京、津、沪、辽等地的粮食供应需求。

他亲自担任进口粮食接卸、转运领导小组的组长，充分调动所有港口资源，确保了接运任务得以圆满完成。

在这一阶段，面对解决数亿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饮食、衣履、用品的艰巨任务，先念同志竭尽心智，倾注了极大的努力，取得了显著的功绩。他的贡献对于迅速缓解经济困境，扭转不利局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尽管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在中国这片广袤的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悲剧仍然难以避免。在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他这样记载道：

“在三年困难时期，全国广大人民因食物缺乏、营养不良，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不少农村因饥馑死亡增加，据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减少1000多万。

在和平建设的岁月里，此类事件的发生，让我们这些共产党人深感愧疚，对民众的信任构成了莫大的辜负。这一沉重的教训，我们必须铭记在心，永不敢忘。

历史证明，李先念昔日对粮食困境严重性的判断以及对潜在严重后果的忧虑，绝非无端的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