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曦肃反杀戮万人真相落水无人施救

贺龙回忆说：“夏曦白日里搜捕人员，夜幕低垂之际则执行死刑。他的捕杀举动均缺乏确凿的证据，完全是基于个人的指控与定罪。即便在战火连天、局势紧张的时刻，他依然顽固地推行所谓的‘火线肃反’……”

夏曦在洪湖的激战中奋斗数月，然而，在这场被称为“肃反”的专项行动中，竟惨无人道地屠杀了超过万人。

那些得以存活的女性同志，其幸存之因实属偶然。当年敌军行凶时，先是对男丁下手，随后方及于女子。待敌人突然来袭，女子们尚未来得及抵抗，便侥幸免于劫难。

在土地革命时期，全国各地根据地普遍受到了“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深刻影响，由此引发了程度各异的“肃反”运动。

在众多规模宏大的肃清行动中，中央苏区的“AB团”肃清运动、鄂豫皖根据地的“肃反”运动、闽西苏区的“社会民主党”肃清运动、湘鄂西苏区的“肃反”运动、赣东北苏区的“肃反”运动，以及陕北根据地的“肃反”运动，均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湘鄂西苏区，作为中共领导下的三大苏区之一，在众多苏区开展的“肃反”运动中，其执行力度之“左倾”以及遭受的损失之惨重，均属佼佼者，正如贺龙所言。

湘鄂西苏区的“肃反”运动，不仅波及地方层面，对反革命势力进行了彻底的肃清，亦深入红三军主力部队内部，开展了广泛的“肃反”活动。

夏曦

夏曦大权独揽

自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召开之际，王明主导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对党中央产生深远影响，由此，党中央接连向各根据地派遣了中央代表。这些代表肩负着传达六届四中全会精神的重任，全力以赴对各地党组织进行革新与改造。

正是在这一历史关头，夏曦肩负起中央的重托，担纲湘鄂西中央分局的书记要职。

湘鄂西苏区所遭遇的“肃反”运动之所以演变成一场灾难性的局面，对当地党和人民群众造成了无法估量的伤害，这与主要责任人夏曦抵达湘鄂西后所犯下的严重“左”倾错误有着直接的关联。

夏曦，湖南新民学会的杰出代表，于1921年自豪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党的“二大”期间荣膺候补中央委员的崇高职位，同时亦曾执掌中共湖南区委员会的要务。

在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庄严时刻，夏曦同志光荣当选为中央委员。继李维汉同志之后，他接过了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的重担。1931年3月，夏曦同志肩负使命，被任命为中共中央湘鄂西分局的书记。

夏曦并非湘鄂西苏区最早启动“肃反”运动的先行者。在他抵达湘鄂西苏区之前，当时的湘鄂西特委书记兼红三军政治委员邓中夏便已推行了“左”倾政策，并在苏区内发起了“肃反”活动，这场运动导致了众多无辜者遭受了错误的审判与不公的处决。

邓中夏

3月15日，夏曦踏入湘鄂西苏区的土地。直至27日，以夏曦为书记的湘鄂西中央分局在湖北监利县举行了盛大的成立仪式。

五月，湘鄂西省军委主席团应时而立，由贺龙、万涛、夏曦三位卓越领导人携手组成，夏曦同志荣任主席之位。同年十一月，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正式宣告成立，夏曦同志亦被委以重任，担任中革军委湘鄂西分会主席一职。

6月24日，湘鄂西临时省委正式宣告成立，崔琪、万涛、彭玉之、杨光华等同志被任命为常委，崔琪同志则光荣地担任了省委书记一职。

崔琪迅速转赴上海寻求救治。在此期间，杨光华，一位资历尚浅且声望不高的干部，临时接棒省委书记之位，随后又正式担任了这一职务。

万涛接过邓中夏的接力棒，肩负起红3军前委书记与政委的重任。湘鄂西省委对邓中夏进行了“最严重警告”的处分，并据此剥夺了他党内外的一切职务。

初踏湘鄂西土地的夏曦，在抵御敌军“围剿”、构建苏维埃政权、组建游击队以及促进经济文化繁荣等众多领域，倾注了极大的心血与智慧。

然而，在“反立三路线”与“拥护国际路线”的口号此起彼伏之际，他未深入调查研究，便草率地否定湘鄂西党组织、苏维埃以及红军在长期斗争中取得的丰硕成果。他高喊“全面改造和加强各级领导机构”的口号，将周逸群、贺龙等湘鄂西党组织的领导指责为“随从派”、“反共产国际”的派系，并诬称他们所执行的策略为“右倾不斗争的上山、逃跑”主义。

贺龙

夏曦率先倡导开展反富农运动，坚决主张对土地资源进行重新配置。5月中旬，夏曦亲自领衔主持湘鄂西中央分局的扩大会议，并正式作出决议，将监利县定位为战略重心，全面启动了土地资源的彻底平均分配工作。

在实施过程中，各地不仅对富农的财产实施了没收，甚至波及到了一些富裕中农的土地和资产，同时亦对中小商人进行了打压。这一举措在经济层面和肉体上对地主与富农实施了致命打击，加剧了矛盾的对立性，孤立了自身，导致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贺龙、段德昌等同志坚决反对这些不妥行为，与夏曦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夏曦意图掌控军队并剥夺贺龙对红军的领导权，遂以省委的名义作出决定，撤销了军和师的指挥体系，将红三军改编为五个独立的大团，使其直接受军委分会指挥。

1932年1月，正值湘鄂西省举办第四次代表大会之际，万涛、省委巡视员潘家辰等同志因坚定地反对夏曦的错误决策，不幸遭遇了打压。中央代表关向应传达了临时中央对万涛、潘家辰等同志的严厉批评，同时坚定地站在了夏曦一边。夏曦的势力因此得到巩固，而第三次“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也在湘鄂西地区迅速蔓延开来。

在夏曦的领导下，湘鄂西中央分局实施了政治上的“左”倾错误路线以及组织上的宗派主义倾向，由此引发了众多苏区党和红军干部的不满与反抗。那些不认同、持有疑虑或明确反对这一错误路线的干部，不幸地遭受了无情地打压与迫害。

夏曦开展“火线肃反”。

七月之际，夏曦在向中央提交的报告中，毫无根据地将“改组派”的活动描述为在苏区异常活跃。他秉承宗派主义的干部管理理念，将党内分歧与所谓的“改组派”活动牵连在一起。

为推广“肃反”运动，夏曦及其所率领的肃反委员会，以及各级肃反委员会与政治保卫局，其权限已超越党委。只要夏曦、杨光华等少数分局领导人意见被采纳，便可以随意进行逮捕、处决，甚至对高级干部进行捕杀。

湘鄂西苏区的第一次“肃反”运动，针对的是所谓的“改组派”，该运动于1932年5月正式拉开帷幕。起初，这场运动仅限于地方层面，随后逐渐扩散至红三军。

起初，湖北天汉县委军事部副部长杨国茂不幸遭受了敌营长张锡侯的无端指控。夏曦与杨光华随后草率地认定杨国茂为“改组派”，并对其施以极刑。

紧接着，我们迅速采纳了严酷的审讯手段，成功拘捕了众多“改组派”成员。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便宣告了“全苏区反革命组织”的彻底覆灭。

在湘鄂西地区的党政军领导层中，约九成的成员归属于改组派。即便是在省委常委的队伍中，也涌现出两位被指认涉嫌“反革命”的个体，而第三位人物则引起了人们的诸多猜疑。

夏曦等同志指责湘鄂西地区各级党组织为“打着共产党名义的反革命团伙”，随后，他们陆续解散了多个县的党组织。

不久，"肃反"运动迅速波及至红三军，夏曦将其中28名团级以上干部视作“重要的反革命分子”。

红八师特务队长因违反纪律，擅自宰杀牲畜以供享用，面对审讯时坦白无遗，自称属于“改组派”。

翌日，红八师参谋长胡慎己不幸遭受拘捕，不久后，他不幸遭遇了更加悲惨的命运，最终被残忍地夺去了生命。

随着文家墩战役的硝烟逐渐散去，夏曦对红三军参谋长，亦即红七师师长孙德清，以及红七师政治部主任孙之涛，亦即孙子涛，下达了逮捕令。

尽管“肃反”运动已全面展开，临时中央却对现状并不满意，认为“两条路线的斗争”尚未充分显现，这进而加剧了湘鄂西苏区“肃反”的紧张局势。

夏曦此后愈发独断专行，决策多由个人或少数几人主导。对于那些对临时中央或他本人持有不同意见者，他常常视其为“反国际主义”、“反中央领导”、“反中央分局”的分子，并给其贴上“改组派”、“第三党”等标签。

根据湘鄂西中央分局于1934年9月15日呈交中央的汇报，在首场针对“改组派”的斗争中，湘鄂西苏区的党政军各级干部共有逾千名被捕，其中被判处死刑的人数竟达百余之众。然而，实际上遭受屠杀的干部人数，远超此数。

贺龙回忆：

夏曦昼伏夜出，白天捉拿人质，夜晚则行刺。其所作所为毫无确凿证据支撑，仅凭口供指认，即便在战火纷飞的激战中，亦不放弃所谓的“火线肃反”。

在洪湖度过了数月的激战之后，夏曦又遭遇了“肃反”运动的冲击，这场运动无情地夺去了超过一万人的生命。

在今日仍健在的女同志们，她们的生命得以延续，实因彼时敌军有先杀男性后及女性的惯例。敌军骤至，女性因未能及时做出反应，才侥幸免于被难。

在首次发起的“肃反”运动中，夏曦对湘鄂西苏区以及红三军的高级指挥官们造成了惨重的损失。

他们之中，有湘鄂西苏区和红军的奠基人之一——万涛，他曾身兼红三军前委书记及红三军政治委员的重任。另有一位是湘鄂西省委的委员、湘鄂边特委的书记——周小康。周小康在湘鄂边地区大张旗鼓地推行“肃反”运动，导致众多无辜的干部惨遭杀戮。但即便如此，他自己也未能逃脱命运的捉弄，最终被夏曦和杨光华所终结——注。

省委委员尉士筠

张宗理，宜昌特委书记。

湘鄂西苏维埃工农监察委员会的副主席，同时担任党校校长一职的，是侯蔚文同志。

刘革非，湘鄂西苏维埃副主席。

彭之玉，苏维埃党团书记。→ 彭之玉，苏维埃党团书记。

潘家辰巡视员

张昆弟，湘鄂西总工会党团书记。

红军第三军中，诸多英勇干部不幸离世，其中便有红军第三军参谋长、第7师师长孙德清同志。

红六军创始人之一，红八师师长段玉林，堪称革命事业中的杰出领导者。（详见贺彪所著《湘鄂西红军斗争史》）。

在遭受残酷的刑讯逼供之际，省委巡视员潘家辰的右手不幸骨折。尽管如此，他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未曾屈服于所谓的“改组派”的指控。在极度的痛苦中，他大声疾呼，恳求他们以刀刃划开自己的胸膛，取出心脏，以此验证其颜色的黑红。

“愿讲述历史教训，以警示后人。”

英勇献身的湘鄂西苏区的重要奠基人周逸群，却不幸被夏曦诬陷，被指为“改组派”的领导者。

随着首次“肃反”运动的阶段性结束，12月19日，省委书记杨光华在向中共中央提交的汇报中，竟然错误地宣称周逸群并未离世，并且曾秘密与蒋介石有过会晤，此类错误言论层出不穷。

周逸群

第二次“肃反”运动

1932年6月，蒋介石调集了十万精锐部队，对湘鄂西苏区发起了史无前例的第四次“围剿”。此次军事行动南北同时展开，分别在襄北和襄南两地并行推进，旨在将红军第三军逼至长江与襄河之间，意图将其围困并予以歼灭。

由于受到临时中央“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夏曦犯了严重错误，他提出了“寸土必争”、“夺取平汉线”等错误口号，并下达了“仅限于攻击宜昌、沙市、岳州、武汉，不得进攻小据点”的指令。这一系列错误决策使得红三军遭受了惨重的伤亡，反“围剿”战役最终以失败收场，湘鄂西地区的多个根据地也因此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夏曦深信，洪湖苏区之所以未能成功坚守，其核心原因源于“改组派”及其反革命势力的破坏行径。基于此，他依然坚定地主张持续推行“肃反”举措。

由于电台在突围过程中不幸遗失，红3军与中央苏区的通讯渠道完全切断，此情况使得夏曦愈发固执己见，行事愈发专断独行，我行我素。

8月下旬，第二次“肃反”运动在湖北京山县的六房咀正式揭幕，历经漫长而艰辛的长途跋涉，最终落下帷幕。

在漫长的征程中，部队遭遇了种种挑战，物资供应紧张，只能依赖柿子、核桃、高粱杆等粗劣食材来填饱肚子。即便如此，夏曦同志并未因环境的艰辛而动摇他坚定的革命意志，他仍旧不懈地进行着所谓的“火线肃反”。

在洪湖突围的紧要关头，苏区党政机关未能顺利带领红三军撤离，由此，“火线肃反”的锋芒便直指正浴血奋战的红三军战士。更有甚者，有些指挥官在激战中负伤，未及撤离前线，便无辜地被错定为“改组派”，最终惨遭杀害。

在“火线肃反”运动中，夏曦率先将攻击目标锁定在那些被指责“意图率第七师脱离”的红七师师长王一鸣、政治委员朱勉之，以及湘鄂西军委分会参谋长唐赤英等人身上。他下令对他们实施逮捕，并最终以残忍手段将他们处决。

红军第三军团教导第一师参谋长董朗，被誉为“文武双全、世间少有的军事奇才”，然而，他却不幸在当年11月被无辜杀害于江陵县沙冈。

根据湘鄂西中央分局在1934年9月15日呈交中央的报告，此次“肃反”行动共逮捕241人，执行死刑14人，然而，实际数字显然远超此数。

柳直荀

身为红二军团政治部主任与红六军政治委员的柳直荀，对于夏曦滥施杀戮的行径深表愤慨，于是毅然致信，对其提出尖锐质问。然而，这一举动却遭到了夏曦的误解，被其视为“危险分子”。

杨光华构陷柳直荀，诬指其为红三军“改组派”的领军人物，于撤离洪湖之际，对其施以惨烈之手段予以杀害。

面对撤离洪湖苏区的紧迫时刻，夏曦果断下令，要求政治保卫局对在“肃反”行动中落网的所谓“犯人”予以处理。一半人被处以极刑，另一半则被装入麻袋，绑上重石，投入湖中。此举使得湖边的村民心生恐慌，不敢再入湖捕捞，因他们常常捞起的，是同伴的遗体，湖水也因此变得异常浑浊。庄东晓提醒：历史的教训必须深刻铭记。

夏曦与杨光华等同仁，竟置身后机关、干部及民众的安全于不顾，致使众多生灵在国民党军的残酷镇压下惨遭涂炭。

杨光华，作为湘鄂西省委的掌舵人，本系夏曦一手栽培与提拔的得力干将。然而，在敌军步步进逼的危急关头，他却携带公款擅自逃离了战场，此举对夏曦而言，无疑是一种莫大的讽刺。

夏曦竟然企图对那位屡次对她提出批评的贺龙施展手段，逼迫他撰写一份声明书，声称：

“您在国民党内享有极高的声誉，过往曾身居旅长、镇守使等显赫要职，改组派得以依托您的声望，开展各项活动。”

贺龙回击道：

您究竟何许人也，竟敢自诩为共产党员？

使夏曦很尴尬。

在部队迁往商南竹林关的行军路上，夏曦不幸泄露了苏区中央局于九月发出的致湘鄂西中央分局的指示电文。

此电文由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共同签署，旨在对夏曦所提出的分兵作战方案作出明确答复。其核心内容强调，红三军应集结兵力，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逐一削弱敌人，而非采纳夏曦所主张的“分兵部署、长期硬战”的策略。《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

左起：关向应、贺龙

贺龙与关向应对于夏曦擅自封锁中央局电报之举，表达了强烈的不满情绪，并就此事件向夏曦提出了严肃的抗议。

夏曦毫不犹豫地下达了命令，剥夺了贺龙与关向应的警卫员的武装。贺龙立刻从腰间拔出一柄勃朗宁手枪，将其放置在桌面上，说道：

“这还有一把，你有没有兴趣？不过，即便你心动，此物仍归我所有，自任营长一职起，我便随身携带。”

鉴于贺龙在红三军内备受崇敬，夏曦不敢贸然对他有所举动。

1933年的初春，湘鄂边界地带的毛坝地区召开了湘鄂西中央分局的会议。贺龙在会上强调，必须全力以赴，着手重建湘鄂边根据地。夏曦对此表示了积极的认同。然而，对于整顿红三军及暂停“肃反”行动，他持有异议，坚决主张在红三军内持续开展“清党”活动，并坚持要继续推行“肃反”政策。

关向应对贺龙表示了诚挚的敬意，然而，夏曦却对关向应提出了“右倾”的批评。

夏曦在第二次毛坝会议发言。

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执行王明同志的指示精神。……展望未来，我们将持续深入开展大规模的反动势力肃清行动，同时，解散现有的党组织与团组织，并着手组建全新的红军。

夏曦所提出的解散党组织并另行组建全新红军的提议，遭到了贺龙、段德昌、宋盘铭等领导人的坚定反对。

夏曦掌握着“最终决策权”，纵使众人对其观点持有异议，只要中央分局内有任何一位成员对她表示支持，她的抉择便不容质疑，必须毫无偏差地遵循书记的指示执行。此规定不容违背。——摘自《贺龙回忆录》。

1933年二月，红三军抵达巴东县的金果坪，夏曦果断地作出了一项解散党团组织的决定，并且公开声明：“省苏维埃已被反革命势力所控制。”

他独立成立了湘鄂西革命军事委员会，表面上，该委员会由夏曦、贺龙、关向应、卢冬生等七位同志共同组成。然而，实际的权力却紧紧握在担任主席一职的夏曦同志手中。

夏曦对红三军以及地方部队和游击队中的共产党员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审查与重新注册，这一举措使得红三军和地方部队中，仅夏曦、贺龙、关向应、卢冬生四人得以勉强保留其党员资格。

卢冬生

卢冬生，身为中共中央委派的交通员，在度过第三次“肃反”运动的考验后，担起了红七师师长的重任。他的工人背景，为他保住了党籍。夏曦经常限制他参加中央分局的扩大会议，即便偶有特许出席的机会，亦剥夺了他发言的权力，因此，他的参与度只能算作半数。

政治机构已然解散，党的所有基层组织普遍陷入了四分五裂的困境。

踏入1933年的金秋时节，在贺龙与关向应的坚决斗争中，夏曦终于同意红军内部再次启动党员登记工作，此举使得党的组织体系和政治机构得以恢复其正常运作。

红3军肃反后剩3000余人。

1933年3月，第三次“肃反”开始。

夏曦对原湘鄂边党政军机关领导职务被“改组派”所独揽的现状感到极度忧虑。该派系的要员包括周小康、陈协平、杨英及王炳南等。在段德昌与宋盘铭联名上书，提出重返洪湖的建议之际，夏曦却将段德昌指责为“分裂红军”的始作俑者，认为他的行为是“改组派”意图破坏湘鄂边苏区发展路线的阴谋，因此他坚决主张必须对其实施“严厉打击”。

首日发出批评之声，翌日便对段德昌实行逮捕。金果坪“公审”事件结束后，随即对他进行了残酷的杀害。

段德昌

段德昌于1925年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从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并成为彭德怀同志加入党的启蒙者。他先后担任红六军政治委员、军长，新六军军长，以及红九师的师长要职。

段德昌曾毫不犹豫地针对夏曦的错误提出强烈抗议，坚定地表示：

昔日，中央派遣邓中夏，却引发了混乱如麻；今朝，夏曦这位对军事一无所知、决策摇摆不定的指挥官，未能为我们提供任何切实的指导，反而让我们疲于奔命。《湘鄂西红军斗争史》如此记载。

在即将被捕获之际，段德昌敏锐地察觉到了即将到来的不幸，于是他抄写了于谦《石灰吟》中的传世佳句：“千锤万凿始成石，烈焰焚烧亦如常。粉身碎骨浑不怕，但求清白留世间。”并将这些诗句一一贴附于石洞的壁上。

英勇就义，段德昌言辞简洁。

“身为一名共产党员，我段德昌无论身处何种境地，对党的信仰始终坚守，生死不渝！洪湖的儿女未曾因我而蒙受耻辱。历史的长河终将为我作出公正的裁决。”

1952年，我国中央人民政府正式颁发首张烈士证，编号为一号，段德昌同志有幸成为首位获此荣誉的烈士。

在第三次“肃反”运动的狂潮中，湘鄂边红军与苏区的重要奠基人之一，红九师的参谋长王炳南，亦不幸遭受了不幸的结局。

王炳南被害前怒。

“尚且未明真相，我究竟为何卷入改组派之事，竟遭遇如此横祸，实在是让人满腹冤屈！”

王炳南父子遇害。

在第三次“肃反”运动期间，影响波及甚广。根据湘鄂西中央分局向中央提交的汇报，总计有236人被捕，其中56人被判处极刑。湘鄂西中央分局的汇报详细记录了这一情况。

实际上，涉及被捕或遭遇不幸的案例数量实际上远超此数，据估算，其数量应当在千人以上。

1933年五月至六月，第四次“肃反”运动紧锣密鼓地拉开序幕，紧随第三次“肃反”行动的余波。这场运动一直持续到1934年春分时节。

依据1934年9月15日该分局呈递给中央的汇报资料，《湘鄂西分局报告》中明确指出：“共计拘捕人数达172名”，“其中被判处死刑的人数共计41名”。

考虑到湘鄂西中央分局委员宋盘铭在执行任务期间，对夏曦所倡导的“清党”政策持反对态度，因此受到了夏曦的诬陷，被指控为“改组派”的领导人物。在此期间，传闻宋盘铭在上海的联系人中出现叛徒，夏曦便借此机会将宋盘铭逮捕，从而掀起了第四次“肃反”运动。

贺龙对宋盘铭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庇护，但夏曦却坚决要将他置于绝境。贺龙趁机释放了宋盘铭，却未曾料到这一行动竟被夏曦所察觉，紧接着，宋盘铭便再次落入了他的掌控，被重新拘禁。

1933年12月29日，宋盘铭在一场被称作“公审”的审判后，不幸遇害。贺龙深感悲痛，感慨道：

宋盘铭，一位值得信赖的同志。在讨论是否处决宋盘铭的议题上，我独树一帜，投下了反对票。若当时的小关（关向应——注）立场更加坚定，或许能够成功避免这一悲剧的发生。在红军肃反运动中，扩大化的错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夏曦固然难辞其咎，关向应亦难以推脱责任。《贺龙回忆红二方面军》

关向应对此期间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执行，心中始终笼罩着深沉的悲痛。在抗战时期，他于延安疗养之际，曾向毛泽东坦率地透露了自己的过失。

在第四次“肃反”运动期间，叶光吉，彼时仅就任红七师师长不到两个月，以及红七师政委盛联均，亦不幸于这场运动中英勇牺牲。

昔日，那位曾挽救夏曦生命的红八师二十二团团长贺炳炎，于1955年荣获上将军衔。然而，他却因涉嫌与一名所谓的“改组派”成员共餐，不幸被误判为“改组派”成员，随之遭受了党内除名及隔离审查的严厉处罚。

不久，贺炳炎所率领的团队在战场上遭遇了挫折，师长卢冬生随即向夏曦提出请求，希望暂时将指挥权交由贺炳炎执掌。在贺炳炎的英明指挥下，部队发起了强有力的反击，最终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战斗落幕之后，贺龙与关向应分别向夏曦提出了他们的看法，这才使得贺炳炎得以从指挥的岗位上卸任。

贺龙凭借其崇高的威望，成功从夏曦手中拯救了无数生命。解放后，时任江苏省军区司令员的刘林，正是在濒临死刑的生死攸关之际，被贺龙那锐利的目光所发现，从而幸免于难。

王尚荣、黄新廷、谭友林、贺彪、杨秀山、谷志标等，均在贺龙的英勇救援下，从夏曦的屠刀下得以幸存。（谷志标：《那段难以忘怀的时光》，《贺龙与川东南》）。

红军将领质问夏曦：

“那些在建立红军和苏区过程中付出鲜血和生命的老一辈革命者，怎么可能成为反革命呢？”

夏曦荒谬地答道：

“这些人参与革命，实则意图颠覆革命；他们扩充红军，实则旨在削弱红军的力量；他们建设根据地，实则图谋摧毁这一稳固的根据地。”

红三军连队的连长与指导员，提拔之际便遭遇捕杀，批次之多，令人瞠目。夏曦的狂热已至极点，甚至对其身边的警卫员亦深信不疑，竟亲自下令将三人处决（黄远新：《对湘鄂西肃反扩大化的回忆》）。

备受夏曦信赖、掌握“肃反”生死大权的政务处长姜琦，在1933年的第四次“肃反”行动中，竟然被揭露为国民党特务。

姜琦在红3军中可谓声名显赫，位居夏曦之下，众人之上。他随身携带一本小册子，每当怀疑某人是“改组派”成员，便会将名字记录下来。一旦得到夏曦的批准，便会立刻将其逮捕并处以极刑。

夏曦发现，自己最为信赖之人竟沦为国民党特务，心中愤懑难平，遂立即下令逮捕姜琦。姜琦察觉事态败露，于夜深人静之际逃窜，终被负责看守的战士击中身亡。红3军由此铲除了一个巨大的隐患。

自1932年5月至1934年7月中央下达停止“肃反”的指令期间，湘鄂西苏区及红三军中共经历了四次规模庞大的“肃反”行动。湘鄂西中央分局于1934年3月17日向中央提交的报告中披露，在此期间，共逮捕了三千余人，其中九成以上的党苏干部被指认为改组派成员。

实际数字更多。

历经四次“肃反”运动，原本人数达到两万余的红三军，成员锐减至仅剩3000余人。（贺彪所著《湘鄂西红军斗争史略》记载；然而，萧克在其撰写的《红二、六军团会师前后》一文中提及，当时尚有四千余人。）。

红军第三军的武器装备亦所剩无几。根据国民党方面的资料，至1934年11月，他们在湘西地区流窜的贺部匪徒，据称拥有枪支约二三千支。（由我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纂：《国民党军队追击和堵截红军长征的档案史料精选》）当时的人均持枪数量不足一支。红三军此时的兵力不过相当于两个团，已经处在即将覆灭的边缘。

谢觉哉、王定国伉俪

谢觉哉，曾身兼湘鄂西临时省委秘书长的重任，位列湘鄂西苏区“四大文豪”之列，与周逸群、万涛、孙之涛齐名。他曾针对夏曦在湘鄂西苏区实施的“肃反”行动，挥毫泼墨，创作了一首慷慨激昂的诗篇。

‘好人’不比‘坏人’贤，

一指障目不见天。

抹尽良心横着胆，

英贤多少丧黄泉。

愚而自用成光杆，

偏又多猜是毒虫。

一念之差成败异，

教人能不战兢兢？

自残千古伤心事，

功罪忠冤只自知。

姓字依稀名节在，

几人垂泪忆当时。

黑名单上字模糊，

漏网原因是被俘。

也须自我求团结，

要防为敌作驱除。

纠正红三军“肃反”错误

1934年6月19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在黔东沿河县的枫香溪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会上对“肃反”运动中扩大化所导致的严重后果进行了初步的总结与反思。

此次会议，在红二军团的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标志着对夏曦“肃反”扩大化错误的矫正工作的开端，确保了湘鄂西中央分局关于在湘鄂川黔边创建新苏区的决策得以顺利实施，从而成功挽救了红三军的命运。

夏曦会上态度消极，沉默不语。

7月22日，湘鄂西中央分局接到中共中央于5月6日发出的指示信。该信函对夏曦等人因“肃反”运动扩大化以及解散党团组织的错误做法进行了严厉批评，并明确要求立即停止“肃反”运动的进一步扩大。

8月4日，夏曦主持召开了湘鄂西中央分局的会议。在会议结束后向中央提交的决议中，夏曦公开承认了“肃反路线”存在错误，并宣布取消第五次“肃反”计划，标志着持续两年有余的这场错误“肃反”行动得以终止。

10月24日，任弼时、王震、萧克等将领统帅的红六军团，与贺龙指挥的红三军（会师后重新整编为红二军团）在贵州印江县的木黄地区，实现了辉煌的胜利会师。

11月初，我军攻克了湘西北的战略要地永顺县城，随即与友军共同召开了一次联席会议，对夏曦同志所犯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评。

当时的某些对夏曦的指责实属不妥，例如通过推理手段给他贴上了“取消主义”的标签。在组织处理方面，夏曦的职务亦被全面撤销。

夏曦承认了错误：

“对于湘鄂西地区因推行‘左’倾路线及过度肃反所引发的所有错误与不良后果，我承认自己应承担主要责任，我承认我有罪。”

他有若干意见。

“我并非敌人派遣而来，亦非有意破坏革命，而是因执行路线时犯下了严重错误。”（黄远新：《对湘鄂西肃反扩大化的回忆》）

夏曦还说：

“我深知自己犯下了重大过失，然而，我始终坚定地贯彻四中全会的决策。”

“我并非如陈独秀那般，舍弃苏维埃、放弃红军，这又何谈取消主义呢？”（萧克：《红二、六军团会师》）

11月1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来电中针对夏曦的问题进行了重要批示，明确指出其“严重错误”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离开湘鄂西苏区后，缺乏创立新苏区根据地的坚定决心；二是肃反工作中，出现了乱抓乱杀的严重状况；三是取消了党与群众之间的组织联系。

1935年1月27日，任弼时于湖南大庸县丁家溶地区主持召开了红二军团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会上，任弼时对夏曦所犯的错误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与批判。

遵义会议后，中央认为对夏曦的批评是对的，但组织结论是不合适的，在３月31日来电中指出：

尽管夏曦犯有过错，但将其归咎于取消主义显然是对其错误的过度放大；内部进行批评与斗争固然必要，然而所形成的组织结论却显得不甚妥当；夏曦理应继续在领导岗位履职，通过实际行动来改正自身的过失。

夏曦在遭遇批评后，随即被指派负责地方事务。同年五月，他被调至红六军团，担任政治部主任一职。

夏曦在实践行动中不懈地追求改正错误，谈及湘鄂西苏区“肃反”的过度扩大化问题时，不禁痛心疾首地表示：

每当想起此事，我的心中便涌起深深的愧疚，这仿佛是一笔我无法偿还的债务。

1936年二月二十八日，夏曦在穿越贵州七星关的河流过程中，不幸遭遇溺水，英勇献身，享年35岁。

夏日炎炎，夏曦不幸落水，虽有一众战士目睹了这一幕，然而鉴于夏曦此前在“肃反”运动中滥杀无辜，众战士心中愤懑难平，无人愿伸出援手施以援救。

关于夏曦在湘鄂西苏区任职期间的业绩，2002年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如此评价：

在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时期，夏曦秉持着“左”倾教条主义的指导方针，对先前根据地领导人所取得的成就予以全盘否定，同时推行带有宗派色彩的干部选拔政策。

他置贺龙等人的异议于不顾，自1932年5月起，在连续的四次肃反行动中，以“改组派”、“第三党”等莫须有的罪名，对包括段德昌在内的众多红军高级将领进行了残酷迫害，由此给湘鄂西根据地及红军队伍带来了极大的伤害与损失。”

贺龙评价夏曦说：

夏曦：两头小，中间大。

萧克评价道：

夏曦曾言：“两头佳，中间有瑕疵”；自调入红六军团工作，他担任政治部主任，工作表现优异。我及王震同志均对他十分敬佩，直至他英勇牺牲，他的表现始终可圈可点。

诚然，在中间阶段，我们犯了执行六届四中全会错误路线的失误，特别是肃反扩大化的错误。然而，在这一时期，我们也不能全盘否定其贡献。例如，枫香溪会师后成立的黔东特区，其中也有他的一份辛勤付出。至于肃反问题，自中央对湘鄂西分局进行了批评后，他便及时进行了纠正。

“肃反”扩大化原因

中国共产党内部的“肃反”运动，深受共产国际宏观形势的深远影响。1930年2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在扩大会议上作出决议：

“各国共产党坚定地抵制社会民主派的抗争”，“我们必须毫不留情地揭露那些假借共产党名义、以极右翼叛徒和托洛茨基主义叛徒为首的社会民主派代理人。”

1930年六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就中国问题作出决议，明确指出：

在抵御国民党和军阀的挑战之际，中国共产党明确指出，“必须将斗争的矛头对准改组派、第三党以及胡适派”。

1931年8月，《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关于中国共产党任务的决议案》中明确提出，明确指出：

“中国共产党务必深入开展工作，全面揭露右倾机会主义的种种观点，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际工作中，都应与右倾机会主义进行坚决的抗争。”

遵照共产国际的决议和指示，中国共产党在1930年上半年发起了一场反对取消派运动的行动，并广泛开展了肃反工作。这场肃反运动首先在中央苏区展开，重点针对所谓的“AB团”和“改组派”展开斗争。

王明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召开后，王明领导的中央当局对苏区提出，必须“以最大的决心”抵制取消派及ＡＢ团。基于共产国际对于反“右倾”、反对“改组派”、抨击“ＡＢ团”和“第三党”等反动势力的指示，王明及其同僚遂以此为基础，在苏区发起了所谓的“肃反”运动。

1931年2月23日，中共中央向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江西省委以及各特委、地方党部发出指示信，强调“AB团”与改组派、第三党均为反革命势力的得力帮凶，“若不清除内患，便难以战胜外敌”。（王明：《致力于推进中共的布尔什维克化进程》）

9月20日，中共中央正式通过并发布《关于因工农红军成功突破第三次“围剿”以及革命形势日趋成熟而提出的党的紧急任务》决议。该决议案由王明在上海离赴莫斯科前亲自草拟。毛泽东曾指出，这是王明路线“从理论到实践，在全国范围内发起所谓‘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中选》第7册。

王明等人在该“纲领性”决议案中明确提出，红军须将苏区范围拓展至中心城市，同时发起“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坚决抵制被称作“目前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等错误倾向。

1931年四月与六月间，肩负中央特科领导重任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向忠发，分别于武汉与上海落网并变节。顾顺章与向忠发的变节行径，对中央领导机构的安全造成了严重的威胁。

九月份，王明告别上海，踏上了前往莫斯科的旅程，就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团长一职。

在启程前往上海之际，共产国际远东局提议，由博古、张闻天、康生、陈云、卢福坦、李竹声等六位同志共同组建临时中央政治局。其中，博古、张闻天、卢福坦同志被任命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明同志指定年仅24岁的博古同志承担起总负责的重任，此举随后亦获得共产国际的正式认可。

博古

本次人事调整，不仅为博古等人持续贯彻“左”倾教条主义路线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障，同时，也为各苏区开展“肃反”运动的进一步扩大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以博古为领袖的中共临时中央坚定贯彻王明所倡导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1932年1月9日，临时中央发布《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取得胜利的决议》，明确提出“必须坚决推进肃反工作，彻底清除阶级异己分子”。

1月12日，临时中央颁布了《中央关于同苏区内反革命团体斗争的决议》，指出：“近期，在多个苏区内陆续发现了AB团（中央区）、社会民主党（闽西）以及改组派（湘鄂边、鄂豫皖）等反革命团体的活动与阴谋”，并向各苏区下达了指示：“苏区内的党组织与苏维埃政权必须对这些反革命团体进行最坚决的斗争。”同时，强调各苏区应“有计划、有系统”地开展肃反工作，以应对“反革命分子的破坏行为”。

起初，在中央关于“肃反”问题的决议正式公布之前，夏曦便已先行逮捕了一批“改组派”成员。然而，临时中央在致湘鄂西中央分局的指示信中，对分局的工作提出了批评，指出“分局尚未开展系统性的肃反活动，政治保卫局实际上形同虚设”，并强调“你们苏区内亦潜藏着众多国民党改组派、第三党、AB团、白极会、硬化会等反革命组织”，要求“迅速将这些组织予以剿灭”。（中共中央书记处编纂：《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

在临时中央的持续敦促下，1932年1月，湘鄂西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案明确规定，必须将“肃反”工作提上议程。决议强调，“苏维埃政府对于肃反工作绝不可有丝毫懈怠”，并要求“强化红军内部的肃反行动，清除红军中的异己分子，必须立即予以执行。”

尽管“肃反”政策由中央政府制定，然而，各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在政治素养与政策执行能力上的差异，对“肃反”过程中所造成损失的程度产生了显著影响。

相较于中央苏区和鄂豫皖苏区，湘鄂西苏区在“肃反”运动中所遭受的影响尤为惨烈，其后果堪称灾难。中央分局书记夏曦在此事上肩负着不可逃避的严重责任。

夏曦个人品行不佳，凭借手中握有的“肃反”大权，肆意炫耀权力、施展手段，更有甚者，怀恨在心、报复他人，排挤异己，使得众多干部与战士对夏曦充满强烈的不满情绪。

贺龙回忆说：

“战士们看夏曦都瞪大了眼。”

“党内为何会出现如此异常激烈的‘左’倾斗争与内部消耗现象？其成因错综复杂，涉及派系矛盾、路线分歧以及个人品德等多重因素。夏曦在这些问题上均存在严重问题！”《薄一波：领袖元帅战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