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底英雄吴石的秘密使命

“密使一号”刀锋行动

1949年农历八月十五，即10月6日，国民党“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吴石将军迎来了他55岁的寿辰，这一天亦成为了他人生旅程中的最后一站。

吴石与妻子共商，前往台北的照相馆，一同留下合影。这些照片遂成了他们全家共聚的最后定格。

在这张照片里，吴石及其夫人王碧奎、幼子三人，显然不足以构成一幅完整的全家福。或许在他内心深处，期待着不久的将来，全家人能够重聚一堂，共享天伦之乐。

当时，在他和很多人看来，台湾的解放只是时间问题。很多人都相信，共产党将不惜代价通过军事手段解放台湾。

吴石的挚友，共产党员何遂之女何嘉，日后深情地追忆道：

“1949年8月，在台北，父亲与吴伯伯的联系愈发紧密。为了人民解放事业和防止国家分裂，吴石毅然决然，冒着极大的风险，答应继续为共产党效力。同时，我们也在香港帮助吴石与党组织重新建立了联系。”

金秋十月，吴石重返香港，与中共华东局对台工作委员会驻港代表，那位被誉为“小万”的万景光进行了会晤。

会面结束后，受万景光的委派，何嘉将他护送至启德机场，并目送他渐行渐远。未曾想，此别竟成为永久的诀别。

联系暴露

李资生，曾参与审理吴石案，在其著作《台湾大间谍案破获始末》中，对吴石所提供情报的重要性进行了深刻阐述。

吴石，一位忠诚至极的情报工作者，始终以参谋的身份，敏锐地揣摩中共当前所需情报，并有意地进行搜集。

他深知情报的层次之分，尤其重视数据与图表的运用，因而朱小姐（朱谌之）转交给他的资料，对于中共而言，均具有极高的价值。

继而，在国民党保密局对“吴石案”档案进行“全面审查”的过程中，对中共华东局派往与吴石建立联系的朱谌之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审查报告”中赞誉朱谌之“党性坚定，学识渊博”，并在被捕之际吞金以图自尽，这一行为充分体现了其事先对应对突发事件的准备。“匪徒”能坚守这种捍卫重要任务、不惜以个人生命为代价的纪律和精神，确实值得借鉴和学习。

“检讨”指出，之所以能够成功侦破吴石案，关键在于朱谌之与蔡孝乾等人之间的联络导致身份暴露，犯下了“横的联系”这一重大错误。

1950年1月29日，夜幕低垂，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于其住所不幸落入国民党保密局伏击人员的掌握。其携带的公事包中，一个记事本尤为引人注目，上面记录着“吴次长”的名字。这一细节成为致命的漏洞，使国民党保密局将侦查的焦点迅速转向了吴石。

3月1日夜晚，吴石被当局逮捕。时任国民党保密局二处处长的叶翔之亲自担纲主审重任。此后，叶翔之晋升为台湾情报局局长，逐渐成为台湾情报界举足轻重的人物。

吴石的狱中手记透露，自3月5日至4月7日期间，他频繁遭受审讯，“不时被传唤审问，每次都令其神经紧绷，情绪受到极大冲击”。

稍晚于吴石一周入狱的知名报人龚德柏，凭借在狱中的亲身经历，撰写了《蒋介石黑狱亲历记》一书。在这部作品中，他对于“吴石案”涉及的人物与事件亦有所零散的记载。

龚德柏所居的4号牢房与吴石所住的3号牢房仅一墙之隔。这所保密局监狱的前身曾是日据时期的军人拘留所，其空间不足5平方米，通风状况极差。在国民党大规模抓捕之下，此地人满为患，条件之恶劣与空间之狭窄可见一斑。首夜容纳了4人，次夜增至6人，第三夜又添一员，此后牢房中的人数始终保持在七八人，有时甚至高达10人。

睡眠问题愈发严重，截至5月10日，他已遭他人挤压至无法坐下，不得不持续站立长达3小时之久。

幸而仅过一周，救星降临，国防部次长吴石经医生诊断，血压已高达二百余毫米汞柱，必须立刻接受安眠治疗，否则即刻面临脑溢血的风险，甚至有生命之虞。然而，吴石身为要犯，必须依法受到严正的审判与惩处。

此后，牢房格局有所调整，每间牢房仅容纳七八名囚犯。

任少将时的吴石

侦讯吴石最难。

初至之时，他一度试图凭借参谋次长的威严来震慑他人。

然而，在主管人员向他透露了所有细节之后，他迅速转变了态度。自此，他变得诚恳而明确地阐述了自己的经历。

他素来脾气固执，惯于言语支吾，不愿直言不讳。除非证据确凿，否则他鲜少轻易承认。尤其在涉及第三者时，他总显得如同“好心人”，意图为他人洗脱嫌疑。

因此，我们评论吴石时言及他的“诚意坦白”，实乃在侦讯人员精心策划的提问之下，迫使他不自主地保持诚实，不得不表露心迹。若严格而言，对吴石的侦讯过程堪称最为艰巨之挑战。

在刘建修于2009年8月所作的口述中，我们得以一窥吴石入狱后那段时光的点点滴滴，而他迟于吴石十日入狱，却与吴石同室监禁了一个多月。

刘建修回忆道，1950年3月10日，他因涉嫌“邮电案”被捕，被拘押于保密局的“南所”看守所。那间牢房的面积颇为狭小，内里已有两位囚犯先行被关押。其中一位年岁较长的犯人便是吴石，尽管当时刘建修尚未知晓其姓名。吴石体型微胖，身材不高，脸庞圆润，头发剪得很短，几乎如同一头光头。

囚禁于“南所”的囚犯，每日仅得进餐两餐。用餐之际，三人便围坐一桌，餐食则置于中央。

自开初之际，刘建修便察觉到吴石似乎并非寻常百姓。毕竟，他总会收到一个小盆，其中盛放着专为他预备的食物，与其他犯人的食粮相比，这份餐点丰盛得多，内有肉与鱼，品质远超常人。

吴石终日沉静寡言，鲜少开口交谈。在刘建修的眼中，他的脸上似乎难以寻觅到任何情绪的波澜。“他并无明显忧愁之态，显得异常冷静自持。”吴石能够保持这样的心态，实属不易；相比之下，我对自己命运的未知感到畏惧，更对家人与战友的安危牵肠挂肚。

日间时分，吴石常将一半光阴沉浸于书卷之中，余下的时光则悠然躺卧。阅读之际，他总会挑选那光线充足之处坐下。他所钟爱的书籍，刘建修偶有瞥见，其中包括《中国文学史》、《中国史纲》以及《世界史纲》。

吴石

屋内另一位大约四十岁的男子，身材魁梧，说话间透露出山东腔调。自刘建修入住那间屋后的第三天，他听闻那位山东籍的上校言及，自己担任国防部下属某机构的要职。由于财务问题，他自半年前起便被拘禁于此。幸而他涉及的疑虑已彻底查清，如今一切尘埃落定，预计在一周之内便可重获自由。

他亦表示，若吴石与刘建修有要事需告知家人，他愿意代为转达信息。

刘建修未曾询问过那些山东人的姓氏。彼时，他心中充满了恐惧，又担忧可能存在“窃听器”，因此不敢轻易开口，唯有静心倾听。

偶尔，看守会将山东籍的囚犯唤出，此类情况已不止一次上演。

数日之后，山东人与吴石之间开始频繁低语。刘建修心想，这或许是出于对他听闻的忌惮。此后数日，他们均保持着这种交流方式。

数日之后，看守呼唤那来自山东的囚徒。他整理了几件衣物，打包成一个简小的包裹，便踏上了归途。

又过两天左右，夜晚时分，吴石被召唤外出。整夜，刘建修独守空房，直至破晓，吴石未曾归来。地面上散落着书籍，刘建修瞥见其中一册《中国文学史》，封面上的“吴石”二字由毛笔书写，字迹端正，此乃刘建修首次得知吴石的名字。

直至翌日下午，房门方才被粗暴地推开，两名特务将吴石粗鲁地推入屋内，随即又迅速将门关上。

刘建修亲自前去看望吴石，只见他遭受了严重的虐待，蜷缩于地板之上，一动不动，更无言语。吴石未着长裤，浑身布满伤痕，肌肤呈现红紫之色，双腿更是肿胀不堪。

吴石一直卧床，直至一两小时后，方缓缓起身，倚靠在墙壁之上，依旧未曾启齿。

稍后，饭菜送达。吴石指着面前的那盆菜肴，虚弱地催促刘建修：“请用吧，请用吧。”然而，他自己却并未动筷。

刘建修询问吴石的近况，吴石回应道：“我遭受了酷刑。”

刘建修问：“什么事？”

吴石说：“没什么事。”

看守每日令吴石擦药。

无论是日间还是夜晚，他始终保持着卧床不动的姿态，亦不翻阅书籍。

数日之后，吴石的病情有所好转，偶尔能够坐起身来翻阅书籍，而他手中的仍是那本《中国文学史》。

吴石和家人

刘建修对吴石的印象并不符合“坏人”的标签，他心中涌起一股同情之情。作为一名坚定的社会主义者，刘建修对台湾历史上那场悲剧性的“2.28”事件深感痛恨，对蒋家政权抱有强烈的反感。他推测，吴石或许与自己的立场相仿，对国民党持反对态度，然而出于谨慎，他并未深究。

吴石询问了他的籍贯与职业等信息，对方回答后，吴石颔首，继而追问：“你对于蔡孝乾案了解吗？”对方表示并不知情。

他后来深以为然，吴石的判断并无误，然而，当时他确实对蔡孝乾其人一无所知。

数周之后的一个夜晚，吴石再度被唤出，直至翌日下午方才被抬回。此番，吴石的痛苦愈发剧烈。他整日整夜地沉睡，一动不动，双目紧闭，持续发出阵阵呻吟。

刘建修不敢轻易打扰他，内心充满了恐惧，仿佛这便是他未来的写照。每当饭菜被送至，他总会不厌其烦地劝慰吴石：“务必多少吃些，不食无以养生。”

吴石勉力起身，仅进食少许，又啜饮了几口汤。目睹他这般模样，刘建修心中不禁涌起一股哀愁。

不久之后，吴石的体能逐渐有所恢复。一日，守卫推开牢门，呼唤刘建修的名字，高声喝道：“出来！”这一次，轮到他出列了。

特工被划分为三组，每组由两人组成，他们轮番进行审讯，每隔2至4小时便需更换班次。所施用的刑罚令人胆战心惊。“那些特工丧失人性，他们根本不是人，简直就是禽兽，是魔鬼。”

当他被送回囚室之际，身体依旧动弹不得，唯有卧床休养，这样的情况已持续数日之久。

尽管吴石自身亦感虚弱，他却时常给予他鼓励的话语，并劝他品尝自己那盆分给他的食物。刘建修虽无力下咽，却对吴石心存感激。那源于吴石眼中流露的关切与话语中的温暖，令他深信吴石的心意。

吴石在保密局监狱中熬过了长达3个月零11个日子的残酷时光。在这段日子里，他遭受了严酷的刑讯，以至于一只眼睛永远失去了光明。他心中明白，自己几乎不可能从这幽深的牢狱中逃脱。在这段艰难时期，他断断续续地写下了遗书，而这封遗书便是在《元赵文敏九歌书画册》的背面，以行草的笔触所书就。多年之后，当他的亲人和朋友们读到这封超过2000字的遗书时，无不为之动容。

吴石书简

吴石笔下，他曾于保定军校及日本留学，皆以优异的成绩荣膺榜首。从那以后，他忠诚谨慎，勤勉清廉，绝无半点马虎，绝不苟且偷安。朋友们常以“十二能之人”称誉他，因他精通中外古今兵法，通晓文学，擅长诗词，书法，绘画，精通英语与日语，能骑马、射箭、驾驶，更兼游泳之技。“未曾想今日竟陷入如此悲凉境地，连自身都无法保全，实乃令人痛心疾首。”

他回想起自己29岁那年与夫人王碧奎喜结连理，那时正值壮年，脾气颇为火爆，家中琐事稍有不合心意，便言语犀利，脸色严峻。然而，碧奎总是对他宽容忍让，以亲切的态度相待。三十年的夫妻生活，彼此间极为和谐。这次的事牵连到了碧奎，他内心深感愧疚，觉得自己实在有负于她。

“谈及子女，心中满是哀愁。”他最疼爱的小儿子年仅六岁，一直未曾远离他的怀抱，每日的欢声笑语使他忘却了忧愁。春天刚为他报了名进入私立幼儿园，却未等得他踏入校门便遭遇了不幸。“父子还能否重逢？想到此处，泪水不禁涌上眼眶。”

他笔耕不辍，述说自己一生清白无瑕，生活简朴至极，唯一珍视的财富便是满架的书籍。他衷心期望，亲朋好友能够协助他建立一座规模虽小，却充满纪念意义的微型图书馆，让其对书籍的热爱和对阅读的执着得以传承于后世；同时，他亦希望子孙后代能够学会自立自强，成为善良之人，并恪守家族清廉俭朴的家风。

最后，他笔锋沉重地写道：“十余载风雨兼程，加之抗战八年，直至今日，战火纷飞，无片刻闲暇，致使读书修身之道，大为疏忽，以至于今日陷入困境。夫复何言，夫复何言！”

任中将时的吴石

就义马场町

至1950年三月末四月初，随着对吴石等人的审讯告一段落，对“吴石案”涉事人员的最终处置亦随即提上议程。

4月7日，“国防部”参谋总长周至柔签报蒋介石，提出审判人员组成的架构，请示如下：

“奉：

本部已将中将参谋次长吴石等人的叛乱案交由军法局进行侦讯，并已圆满结束。根据法律规定，应当成立高等军法会审庭。为此，陈已指派该局简二副局长曹秉喆、简三军法官宋膺三担任本案的审判官。此外，还拟请指派战略顾问、二级上将蒋鼎文担任审判长，以及战略顾问韩德勤、刘咏尧担任审判官。

当否，签请示遵。”

四日之后，蒋介石批准了“照此办理”的指示。据此，吴石等人的审判程序随即启动。

历经一个多月的审讯过程，至六月初，蒋鼎文、韩德勤、刘咏尧联名上书周至柔，提议对吴石、陈宝仓、聂曦、朱谌之予以重罚，同时免除其死刑之刑。周至柔遂将此呈文转呈蒋介石。

朱谌之

6月7日，蒋介石阅后怒斥。

“对蒋鼎文、韩德勤、刘咏尧三人审判过程中出现的失公，以及他们为罪犯开脱罪责的行为，实属违法乱纪，亟需立即明令撤销他们的原有职务。”

审判意见逆转。

1950年6月10日，天空阴沉，布满阴霾。当日下午4时，一场由蒋鼎文上将担任审判长，韩德勤中将、刘咏尧中将等担任审判官的“特别法庭”在国防部军法局正式开庭。

审讯在密不透风的氛围中进行，一排全副武装、头戴钢盔的国民党军警肃立墙边。审判过程极为简短，审判长草草地询问了四名“首要罪犯”的姓名、年龄及籍贯，随即草草地宣读了死刑判决，并宣称该判决已获得最高当局的批准，即刻执行。

事实上，蒋介石本人亲自“批准”的《总统宁高字390084号》杀人密令，已于开庭前夕递送至军法局。

聂曦

一辆刑车自青岛路军法局驶出，途经上海路、南海路等数个街区，此时，笼罩台北大半日的阴霾被连绵不绝的六月细雨所取代。沿途，众多军民在雨中驻足围观。十五分钟后，刑车抵达了“马场町”。

此处位于河畔的一处斜坡，广袤而荒芜，自日据时期起，便成为了执行死刑的场地。四位英勇的烈士便在此地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彼时之景，唯有香港《星岛日报》于次日将报道置于头版显眼位置，一时之间，引发广泛关注。其主标题为《台湾间谍案四要犯同遭死刑，轰动一时》，并附上了一个颇具深意的副标题——《吴石刑前从容吟诗》。

陈宝仓在青岛接受日军投降。

据报道，6月10日午后四点，国防部军法局高等军法审庭长蒋鼎文主持庭审，依照《惩治叛乱条例》的规定，对吴石、陈宝仓、聂曦、朱谌之四位被告人执行死刑判决。

四人无言。

书记官桑振业随即步至被告席前，向四位被告告知：若他们有遗言要留，可即刻现场记录。

吴石、陈宝仓与朱谌均留下了简短遗嘱，而聂曦则未能再提笔，陷入了一种迷离恍惚的状态。十分钟过后，遗嘱便告完成。

四人在法庭上畅饮甚欢，不久便被宪兵押送至卡车，最终抵达马场町的刑场。在宪兵的搀扶下，四人缓缓走下卡车，每一步都显得异常艰难。

拂晓四时三十分，四名犯人依次跪伏于刑场的斜坡之上。随着“执行”的号令响起，四名宪兵紧握着手中的枪械，执行了他们的职责。随着枪声的齐鸣，四人在同一刻轰然倒地。

吴石惨叫，心脏自伤处突出。吴石中身中两弹，命丧黄泉，而朱谌则遭六枪致命，鲜血染红了地面。事后，他们的遗体分别被装入四具薄薄的棺材中，予以掩埋。

消息披露，吴石早已预知自己难免一死，其遗书亦早在狱中完成，临终之际仅留下了一首诗作。至于这首诗的具体内容，《星岛日报》并未透露分毫，后续报道亦无下文，从而将这一悬念留给了广大读者，也留给了历史长河。

数年前，我有幸从吴石将军的家人处目睹了他留下的最后一笔墨迹，吟读了那首凝聚生命之精华的诗篇。此诗原是吴石将军在狱中撰写于遗书之末，后又在法庭之上复书。诗中吟咏道：

天意茫茫未可窥，

遥遥世事更难知。

平生殚力唯忠善，

如此收场亦太悲。

五十七年一梦中，

声名志业总成空。

凭将一掬丹心在，

泉下差堪对我翁。

两个月时光匆匆而过，1950年8月10日，王正均副官与林志森作战参谋，皆因“吴石案”的牵连而英勇就义。至此，遭受“吴石案”波及并命丧黄泉者已有六位。受此案件影响而涉案者逾两百人。究竟总人数几何，唯有留待时光揭晓。

1994年，吴石将军的遗骨终于重返大陆，与其夫人一同安息于北京香山公墓。一块汉白玉纪念碑上镌刻着：吴石将军、王碧奎夫人之墓。

墓碑之背面镌刻的文字昭示：胜利之后，坚决抵制内战，全力以赴投身于国家的解放与统一伟业，其功绩将永垂不朽。

“红色特工”吴石，潜伏于敌人心脏之地，英勇战斗。直至牺牲23年后，方才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吴石（1894—1950），字虞薰，号湛然，福建闽侯（今福州市）人。历任国民党福建省政府军事厅厅长、南京政府国防部史政局局长、福建绥靖公署副主任、抗战时期第四战区参谋长、第十六集团军副总司令、台湾“国防部”参谋次长等职。

1950年6月9日，台湾当局宣称破获一起“中共间谍”重大案件。

翌日，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及其副官等四位，因“通共罪”遭受了极刑，台岛上顿时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与轰动。

此后数年间，台湾民众对“吴石”这个名字敬而远之，避之不及；而在大陆，由于两岸处于战时对峙状态，且出于隐蔽战线的特殊需求，吴石的名字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未曾被公之于众。

因此，吴石的名字逐渐从公众的视线中消失，同时也从历史的长河中隐去，鲜为众人所熟知。

吴石

2009年春季，随着电视剧《潜伏》在我国的广泛播出，吴石的名字再度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因其形象被认为与剧中的主角——余则成极为相似，他迅速成为了媒体竞相报道的对象，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

这位人物堪称传奇。吴石在少年时期，怀揣着对国家的忠诚，毅然决然地投身于北伐的洪流之中。凭借其卓越的才华、出众的资质以及与李宗仁等人的深厚友谊，他在仕途上可谓一帆风顺，升迁之路亦颇为迅速。

他投身于北伐、抗战、解放战争等一系列关乎中华民族命运的重大历史洪流，其一生鲜明地烙印着那个时代的印记。忠诚与爱国，贯穿了他的整个生涯，为国家、为民族谱写了一曲曲永恒的赞歌。

1929年，吴石踏上了东渡日本的征途，以求深造军事学识。他先后就读于日本的炮兵专门学校和陆军大学。在日本留学的岁月里，他凭借出众的才华获得了“十二能人”的美誉——既能文又能武，诗、词、书、画无所不通，精通英语与日语，擅长骑射，亦能驾驭各种车辆，更以游泳技艺见长。毕业之际，各科成绩均名列前茅，一时间轰动全国，为中国军界赢得了巨大的荣誉。

随着全面抗战的爆发，吴石肩负重任，担任参谋部二组（厅）第一处处长一职，专责领导对日作战的情报搜集与分析工作。

他曾投身于长沙、湘桂、桂南、昆仑关、桂柳等系列重大战役的筹划之中，正是在这个阶段，吴石对共产党产生了初步的认识。

当时担任第四战区参谋长的吴石将军（居中）接受了对军队的慰问。

他亲赴武汉珞珈山聆听周恩来先生的演讲，与叶剑英等革命先辈有过深入的交往，并且对毛泽东主席的军事著作《论持久战》进行了认真的研读，阅读完毕后，不禁对其中的精妙之处赞叹不已。

在同乡、同宗、同学的吴仲禧向他阐述共产党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立场与主张之际，吴石即刻显现出浓厚的兴趣。

诸多细微之处，透露出吴石对共产党的真挚情感。在国共谈判即将破裂的前夜，昆明不幸发生李公朴、闻一多先生被国民党特务枪杀的悲剧，而南京的空气中，早已弥漫着蒋介石发动内战的硝烟。

一日，吴石的姻亲（曾赴美接受空军训练归来）至家中拜访，闲谈间提及前日他们在苏北“执行任务”的经过。为避免无辜百姓遭受波及，他们将携带的炸药悉数抛掷于田野之中。自那以后，吴石鲜少在家人面前议论时政。

不久，寓居他乡的友人之子外出购得市面上公开发售的《新华日报》，吴石仅瞥了一眼，未发一言。

在蒋介石大力营造剿共氛围之际，身为高级军事将领的吴石未公开发表立场（甚至默许家人阅读《新华日报》），这本身便是对反对内战立场的无声而强烈的宣示。

抗战胜利之际，吴石先生目睹国民党政府之腐败与无能，以及其独裁专政的行径，心中充满愤慨，屡次发出“国民党若不覆灭，实乃天理难容”的激昂感叹。

1945年岁末，得益于吴仲禧的牵线搭桥，他悄然融入了“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该组织的前身，进而投身于民主建国的伟大事业。

1947年四月，得益于中共地下党员何遂（解放后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司法部长）的引荐，我得以与中共中央上海局的领导人刘晓、刘长胜、张执一等人士见面，并与之建立了联系。这一事件，自此开启了人生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隐蔽战线的斗争不容小觑。在这暗流涌动、枪林弹雨的背后，展开的是一系列扣人心弦的秘密较量。在这些关键时刻，它们往往能发挥出以一敌百的神奇作用。然而，他们却如履薄冰，时刻生活在危险的边缘，随时可能暴露身份。

吴石在何遂的亲自指导下（保持单线联系），凭借其在国民党内部的人脉，以合法身份作为掩护，肩负军事情报员的职责，同时亦对地下工作者提供掩护。

不久之后，何遂向吴石透露了上海地下“民联”的联络地点及其对应的暗号。吴石据此迅速与吴长芝建立了联系。

吴长芝，身为“民联”组织的一员，于1946年毅然归国。回国后，她创办了大兴贸易公司，并亲自担任总经理一职，借此身份巧妙地掩护地下活动，同时为地下组织筹集资金。吴石时常光临吴长芝的住所，将所搜集的军事情报亲自交付给地下“民联”负责人吴艺五，吴艺五再将其转交给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最终情报送达解放军手中。

在解放战争的关键时刻，国共两党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斗争，这一较量直接塑造了我国未来的走向。吴石，这位潜伏于国民党内部的核心人物，犹如一颗坚定不移的铆钉，凭借其高层身份的便利，秘密搜集并传递军事机密，培育组织骨干，策反国民党高层，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了不可磨灭的力量。

1948年6月，得益于吴石的关照，他的挚友、中共情报系统中的关键人物吴仲禧，被委派至“徐州剿总”任职。他顺利获取了《徐州剿共总情况》这一重要文件。这份文件详尽地阐述了徐州“剿总”的覆盖范围、下辖绥区的信息、主要官员名单、兵力部署以及“剿总”的作战意图。经确认，这乃“淮海战役”前夕，解放军所获得的关于徐州地区敌情的最早且较为全面的情报。

吴石助力中共地下组织策反，成功促使第二舰队司令林遵率领三十艘舰艇毅然决然地脱离反动势力。林遵此举，成为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海军规模最大的舰艇集群起义，其英勇事迹在史册中永载光辉。

国共和谈告终，随后解放之师英勇地渡过长江，挥师北上，直指上海，进而挺进东南地区。吴石同志为这些关键战役贡献了至关重要的军事情报，包括《国防部全国军备部署图》以及《沪宁沿线军事部署图》等核心文件。

抵达榕城后，在中共中央社会部福建特派员谢筱迺的鼎力支持下，吴石向党组织提供了大量关键情报。这些情报包括：蒋介石在京、沪、杭地区解放后的全国作战计划，尤其是针对台湾及东南地区的部署，以及国民党军队的军事动态；国民党军在福建省的战斗序列、整编后的主要指挥官名单、福建“绥署”的兵力情况等。这些情报均受到了中共中央的高度关注。

凭借精妙的布局与巧妙脱困之策，吴石依靠组织的强大力量，屡次成功将情报传递至解放区。

1949年6月，吴石肩负中共地下党组织的使命，踏上赴台潜伏的征程，旨在与解放军携手，共同推动台湾的解放事业。

临别大陆之际，吴石携带着两份至关重要的资料，期望能托付给吴仲禧，以便转交至中共华南地下党组织。他先后从福建出发，途经广州、香港，亲自将手中的关键情报交付吴仲禧手中。

兹有关国民党军队在西北各地区的驻防部队番号、驻军所在地点、部队首长姓名、现役人数及其装备情况，以及即将进行的整编计划等详尽资料；此外，还有关于长江以南川、滇、湘、粤、闽等省国民党部队编制及兵力的数十页绝密文件。（这些军事绝密档案共计298箱，其中包含价值连城的“末次资料”775辑，已于1984年由历史学家鉴定为孤本，并被誉为珍贵文献。）

吴石向吴仲禧透露，他即将启程，告别大陆，随同蒋介石的部队迁往台湾。吴仲禧劝他三思而后行，留在此地深思熟虑，探讨赴台之路是否稳妥。若决定不赴台湾，不妨留下来，转而投身解放区。

吴石语气坚定地表示：“我已下定决心，只是来得太迟，为民众所做之事亦嫌不足。如今既有机缘，个人安危自是微不足道。”

他继续言道，为免生疑窦，他的妻子及两个年幼的孩子亦将随他一同赴台。至于留在大陆的大儿子和大女儿，他恳请吴仲禧先生在需要时能施以关照。

数日后，吴石受命与何遂携手潜赴台湾，肩负使命。

“吴石在台湾的特工活动，遍布东南长官公署、保安司令部以及空军部队。”

1950年春，中共台湾工委不幸暴露，面对紧急撤离的需要，吴石同志秘密为撤离的中共党员办理了通行证。在这批撤离人员中，有一位女同志名叫朱枫，她是国民党原海关总税务司丁贵堂的儿媳，又名朱谌之。由于组织遭受重创，她不得不迅速撤离。而她手中的通行证，正是由吴石同志亲自办理的。

朱枫紧握着吴石精心准备的通行证，历经曲折，最终抵达了舟山（彼时仍被国民党军队所控制）。然而，国民党特务机关不懈追查，终究锁定了这张通行证的来龙去脉。

朱枫（朱谌之）

在搜查吴石住所的过程中，特务人员意外发现了隐藏的秘密电台。至此，罪证确凿，吴石于3月1日之夜不幸被捕。面对严酷的刑讯，他始终坚贞不屈，最终于6月10日在台北的马场町英勇牺牲。

临危之际，他泰然自若地吟咏诗句：“将我一颗赤胆忠心捧出，即使身赴黄泉，亦足以告慰我辈先人”，以生命之笔，谱写了一曲震撼天地、催人泪下的浩然正气之歌。

为确保在台湾的相关人员安全，吴石的地下工作者身份始终严格保密。历经吴石在台湾遭受迫害23年后，1973年10月29日，中央相关部门向中共河南省委组织部发出函件，确认“吴石同志为革命事业英勇献身”。随后，河南省民政局于同年11月15日批准吴石同志为革命烈士，并为其家属发放了抚恤金。这笔抚恤金，吴石烈士在大陆的两位子女将其作为党费全额上交。

吴石烈士共有四个子女，其中两位定居于大陆。长子吴韶成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曾担任河南省冶金厅的总经济师一职；长女吴兰成亦为中共党员，现供职于北京的中国医学院。

当吴石将军的悲讯传至，时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司法部部长的何遂将军深信吴石将军是为他而献身，故此他据理力争，力图为吴石将军身后争取应有的待遇，以此慰藉忠烈的英灵。

华东局相关部门负责人对吴石的淡漠态度，让何遂将军深感困惑，甚至引发了一场严重的心脏病发作。康复出院后，他以身体状态不佳为由，辞去了司法部长的职务，此后担任了全国人大法案委员会的委员。

吴石先生在大陆育有一子一女。长子吴韶成，毕业于南京大学经济系，凭借精湛的经济学造诣，担任河南省冶金建材厅的总经济师，职称高级经济师。长女吴兰成，则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现为中国中医科学院的研究员。尽管他们在学术领域取得了卓越成就，却长期遭受外界的不解与误解，甚至遭遇过迫害。

在那波澜壮阔的文化大革命时期，1972年，吴韶成勇敢地向中央递交了申诉信。信件送达周恩来手中后，他立即联合当年负责与中央军委主管何遂、吴石两位将军进行单线联系的要员叶剑英元帅，不顾各方反对，向毛泽东主席请示，最终在1973年追认吴石将军为革命烈士。此举使得吴石将军的后人，长子吴韶成和女儿吴兰才得以摆脱困境。

“力排众议”这四字，揭示了当时仍有少数人试图对事实进行隐瞒。然而，他们再也无法独断专行，因此周恩来得以接受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罗青长的提议，正式追认吴石将军为“革命烈士”。

王碧奎女士，吴石的夫人，昔年亦遭受牵连，身陷囹圄达九年之久。幸赖吴石故交的竭力营救，方得重获自由。此后，她孤身一人，含辛茹苦地抚养着年幼的一子一女，直至1980年5月，才得以搬迁至美国洛杉矶定居。翌年冬季，在相关部门的协助下，吴韶成与吴兰成得以赴美探亲，历经近四十年的离别，终于与亲人重聚。

1991年12月10日，罗青长亲切会见吴石先生的子女，留下了珍贵的合影。

贪吃牛排被捕叛徒蔡孝乾

蔡孝乾，1908年诞生于台湾彰化县的花坛乡。在1924年至1925年间，他求学于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期间深受瞿秋白、任弼时等杰出思想家的启迪。此后，他加入了进步青年组织的上海台湾青年会，积极投身于革命事业。

1926年7月，蔡孝乾重返台湾，致力于革命宣传，并积极协助成立了台湾文化协会的左翼组织。次年4月，他光荣当选为台湾共产党（亦称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的中央委员及常任委员，肩负起宣传部的重任。

1926年盛夏，蔡孝乾毅然踏上离台之旅，抵达大陆；次年四月，他又从福建漳州出发，转赴江西瑞金，那是一片以瑞金为中心的红色革命圣地。在那里，他受聘于列宁师范学校（即团校），肩负起教书育人的重任，同时积极参与反帝同盟的活动。

1934年1月，作为台湾的代表团成员，出席了在江西瑞金举行的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并荣幸地当选为主席团成员以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执行委员。同年10月，投身于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之中。1935年10月抵达陕北后，担任了反帝联盟（后更名为抗日联盟）的主席职务。

随着抗战的全面爆发，蔡孝乾投身于八路军总部，随同总部挺进抗日前线。在1938至1939年间，他担任了八路军总部野战政治部部长，并兼任敌工部部长一职。此后，他被调回延安，继续投身于革命事业。

1946年7月，蔡孝乾重返台湾，肩负重任，担任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一职。在此期间，他积极参与并领导了彰化永靖乡农民减租运动的发起，以及台北机务段员工运动的推进。

1949年9月，蔡孝乾光荣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的委员。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他随后被委以重任，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的委员职务。

1949年4月6日，台湾工委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反美、反蒋学潮。仅仅三个月后，台北台湾大学校园内便悄然流传起一份地下党的官方刊物——《光明报》。

蒋介石迅速召集阳明山会议，仅仅三天后，保密局便成功逮捕了先前在台湾大学校园内散布《光明报》的4名学子。

一名名为戴传李的学生声称，该报纸系其妹戴芷芳所赠，而将报纸转交给戴芷芳者，乃基隆中学校长兼中共基隆工委书记钟浩东。

8月14日凌晨3时30分，保密局派遣了三支行动小组，悄无声息地潜入基隆中学校长寓所，成功逮捕了钟浩东。与此同时，他们还查获了用于印刷《光明报》的设备以及一大宗宣传资料。

在连续三天三夜的审讯中，钟浩东展现出非凡的坚韧，然而日夜不断的审问让他的神志开始有些迷乱。某日，他突然转向审讯者谷正文，问道：“老郑最近怎样了？”

纵然钟浩东始终未曾透露“老郑”的真实身份，谷正文心中却深信，“老郑”无疑是中共在台湾的显赫人物。

十月，负责工运的高雄市地下党工委成员李汾，在出席完一场秘密会议后，不幸落入保密局特务的魔爪。在严刑逼供下，他屈服并供出了中共台湾工委副书记陈泽民的身份。

特务随即对陈泽民展开了拘捕行动。在经历了一番严酷的刑讯后，陈泽民终于透露了“老郑”的藏身之处——位于台北市泉州街26号。然而，当特务抵达该住址时，却发现屋内空无一人。

1950年1月29日，特务在“老郑”的住处持续伏击，终于抓获了一名年约四十的男子。该男子谎报姓名与身份，在被羁押期间，竟索求美味佳肴。

“对牛排的滋味是思之欲狂。”随即他点名要求，要到台北最为奢华的波丽露西餐厅品尝那里的牛排。

享用完牛排之后，这位人士表示，为了表达谢意，他愿意带他们参观一处共产党的秘密据点。

特务命他引路，岂料他一踏入那幽暗的厂房，竟突然逃之夭夭。

自此，谷正文已确定，此人的身份正是蔡孝乾，亦即他们久寻不获的“老郑”。

两个月后，谷正文再度搜集到了蔡孝乾在“老台共”时期所建立的若干联系。经深入调查和严刑逼供，谷正文掌握了他藏匿于嘉义乡野的消息，随即派遣曾负责看押他的特务前往搜寻。

为掩人耳目，特务们换上了朴素的农民服饰，却在乡间小路上远远望见一位身着西装之人。循迹追踪，果不其然，此人正是“老郑”。经一番询问，方知他已在乡间隐蔽了两个月，身心俱疲，难以忍受。于是心生一计，打算前往镇上的西餐馆，品尝一顿牛排以解乡愁之苦。

蔡孝乾一旦叛变，短短一周之内便将所有名单资料悉数交出，致使包括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在内的400余位共产党员及进步人士遭受逮捕，台湾工委下辖的所有组织亦随之遭受重创。

从1949年8月到1950年3月初，保密局一共破获了80多件“中共间谍案”。其中因为蔡孝乾叛变被抓捕讯问、清查的关系人，竟达1800多人。

投诚之后，蔡孝乾跻身国民党，担任台湾当局防务部门保密局设计委员会的委员。1956年，他晋升为台湾当局防务部门“情报部”研究室少将衔副主任，同时兼任“司法行政部”调查局副局长之职。直至1982年10月，蔡孝乾在台湾病逝。

蔡孝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