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光远亲述另面江青

我如何结识江青。

1951年中到1953年初，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人事安排和日常工作情况的确非常特别。陆定一的正部长的职务没有变动，人也没有离开中宣部，就在中宣部工作，并且让他参加中宣部领导层每周举行一次的“部长办公会议”。可是实际上，却是由胡乔木以中宣部副部长兼秘书长的身分，领导着中宣部的工作。那时中宣部有几个副部长——除胡乔木之外，还有徐特立和陈伯达。不过徐一次没有到过会，陈在中宣部基本上也是挂名的，只是偶然到过一二次会。在开中宣部领导层的办公会议时，胡乔木当仁不让地坐在主席的座位上，听取汇报，主持讨论，分配任务。开会时陆定一每次必到，坐在同参加会议的处长们同样的座位上，脸无笑容。胡乔木对陆定一同对处长们一样，分配工作任务。陆定一一言不发，接受分配给他的任务。这样的情况，时间不算太久，也不算太短，在我的记忆中有一年多一点。造成中宣部这种情况的人我想当然是毛泽东同志，胡乔木是做不了这个主的。

若非将1942年那场长达一天半的陕北绥德之行从记忆中剔除，我与江青的相识实际上应追溯至1951年。那时，江青担任中宣部电影处的正处长，我们曾多次一同出席那些级别颇高的部长级办公会议。

江青担任电影处的正处长这件事，我的回忆是非常准确的。叶永烈在他的书里写江青在文化大革命前只是中宣部的副处长，这个说法是错误的。中宣部在1951年是有若干个正处长的。比如文艺处正处长是丁玲，宣传处正处长是陈克寒。电影本来是没有必要单独成立处的，可是主持当时中宣部工作的胡乔木建议江青做中宣部电影处的正处长。此事胡乔木书面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在1951年11月16日答复：“此件很好，可照此实行。”同时也提出“江青是否适宜做处长值得再考虑一下。”胡乔木还是决定让江青担任电影处的正处长。不过，中宣部电影处特别小，没有副处长，只有两个干事，一个是钟惦?，另一个是名叫安琳的女同志。还有一个做办公室工作的、不是党员的沈美理。江青也不常来，她布置给中宣部电影处工作人员做的日常工作是看各式各种的电影，但是布置以后她就不再管了。江青自己不在电影处看电影，她在家里看。

这时候，毛泽东同志正热衷于批判电影《武训传》的事情。电影处的工作主要的也就是抓这件事情。

中宣部电影处的历史虽短，但其存在已告一段落。近期，江青以健康为由，宣布将不再参与相关事务。随后，电影处也正式对外发布了其解散的公告。

在毛泽东要江青去山东进行“《武训传》问题的调查”时，江青用了“李进”这个名字。最初我以为这是随便起的化名，后来1961年5月毛泽东写了那首《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的七绝中，又出现“李进”这个名字，我就不能再这样想了。可是我一直不了解“李进”同江青是什么关系。

江青早年原名“李进孩”，后更名为“李云鹤”。

《我与江青：七十四年的纠葛与恩怨》一文，由依然健在的徐明清女士亲口讲述，她如今已步入九旬高龄，曾是农业部的一名光荣退休干部。该文由任秋萍女士细心整理成稿。文中提到：“七十四载前，江青还是徐明清青春岁月中的挚友。”1930年4月，徐明清投身革命，在南京沦为警方追捕的目标，无奈之下，她只得迁徙至上海，并在陶行知先生创办的“晨更工学团”中觅得一份工作。当时，江青亦在上海，因田汉胞弟田沅的介绍，两人得以相识。田沅还曾希冀徐明清能邀请江青一同加入“晨更工学团”工作。鉴于江青当时孤身一人，徐明清便将她引荐给了宁波籍的李素贞姑娘，一同居住在一间阁楼中。自那以后，徐明清对江青的了解更加深入。江青也向徐明清倾吐了自己的身世和经历。

江青说李德文先生在山东诸城的城关拥有一家生意蒸蒸日上的木匠铺。在我这个家中，除了两位嫡出的母亲，我亦算得上是庶出的子女。我幼时的名字，原本唤作“李进孩”。就读于小学期间，校董薛焕认为这个名字不够文雅，加之我身材高挑，双腿修长，便为我赐予了“云鹤”这个雅号。江青女士缓缓讲述起这段往事，徐明清与李素贞闻言，不禁哈哈大笑。

在深入研读《中国老年》这篇文章后，我对江青与“李进”之间的联系有了更为透彻的认识。

江青之所以在1951年进行《武训传》的调查时使用“李进”这个名字和1961年毛泽东写那首关于《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的诗又用了“李进”这个名字，就是因为他知道江青有过一段名叫“李进孩”的历史。

与俞同住，嫁唐纳。

关于江青的传记，目前我们所掌握的资料仅涵盖了她从“李进孩”更名为“李云鹤”的这一阶段。然而，当我们谈论江青那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时，我们实际上才刚刚掀开她故事序幕的一角。

徐明清继续口述：

随着日月的更迭，徐明清渐渐意识到，那看似总洋溢着平静与喜悦的李云鹤，独处时却常沉浸于沉默的沉思之中。她的眼神总是投向北方，手中紧握着一封泛黄的信件，反复翻看。一日，徐明清在打扫地面时，无意间发现了一封掉落的信件：信封上署名“进子”，落款则是“小俞”。信中充满了“你是我心中的太阳”等深情款款的字句。在将这封信归还给李云鹤后，她方从李云鹤口中得知，这封信是她恋人俞启威所书的一封情书。

1934年1月28日，正值“一·二八”事变两周年的纪念日，位于上海的“晨更工学团”积极投身于众多人士共同发起的纪念活动中，并组织了一场示威游行。遗憾的是，在这场游行中，俞启威与李云鹤不幸暴露了身份，随即遭到了敌人的严密追捕。意识到自身处境的危殆，两人当机立断，决定火速撤离上海，前往北平寻求庇护。在白色恐怖的阴影下，众多联络渠道被迫切断。李云鹤与徐明清的联系就此中断，音信全无，令徐明清陷入了漫长的忧虑之中。

李云鹤返抵上海，心中焦急如焚，急切地前往“晨更工学团”寻求徐明清的踪迹。然而，徐明清同样因躲避追捕而搬迁了住所。不幸的是，1934年10月26日，在一次同乡的聚会中，李云鹤不幸因叛徒的出卖，落入敌人手中。

传闻中，李云鹤在拘禁于看守所之际，那名叛徒并未揭露她的真实身份。她自称是一名教师，因此被特务押送至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劳工部。在那里，她有幸与该部门的干事钟绍琴相识，钟绍琴亦证实了她的身份，确系小沙渡路女工实习学校的教师。最终，因“证据不足”，她得以重获自由。

某日，徐明清收到了小俞的信件。信中透露，李云鹤刑满释放后暂住在俞家，却情绪低落，郁郁寡欢，恳切邀请徐明清前去探望。徐明清即刻动身，抵达俞家，一见到李云鹤，不禁惊愕不已——她仿佛换了一副面貌：面色苍白，语调时高时低，时而急促，时而缓慢，且持续发高烧，精神状态极度不稳定。俞家已对她下达了逐客令，显然不愿再继续接纳李云鹤，小俞因此陷入了困境。显然，之前被捕的经历以及在俞家的遭遇，对李云鹤造成了深重的心理创伤。作为同志与朋友，徐明清感同身受，决定将李云鹤带回自己的故乡休养。故乡的居民对李云鹤十分友好，对她这位来自北方的女子充满了同情。徐明清的父亲是一位医者，为李云鹤诊脉后，确诊她患有肺痨，并开具了一些中草药供她服用。后来，徐明清在北平军医学院学习西医的堂侄回到故乡成婚，又为李云鹤开具了西药，并委托徐明清前往城里购买，以便她服用。通过中西医结合的治疗，加上徐明清每日陪伴李云鹤外出散步，李云鹤的身心健康逐渐恢复，面色也渐渐恢复红润，性格也变得开朗，说话也不再语无伦次。年底，俞启威来信告知，他已在北京大学任教，希望李云鹤能回北平过年。徐明清从家中取出路费，将李云鹤送上了前往北平的汽车。

泪光闪烁在李云鹤的眼眸中，他与徐明清及其周到关照的徐家众亲人们依依不舍地挥别。

在这里我想插进来讲一段俞启威，他后来改名黄敬。我和黄敬没有直接接触过。但是对他的事情知道的不少。知道他在1935年冬北平掀起“一二·九学生运动”时，担任这一运动党的领导工作。1936年党中央派刘少奇到北平担任北方局书记，黄敬是北平市委书记。1937年3月我在北平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知道黄敬是以彭真为首的六人北方代表团成员之一，并去延安参加1937年5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这个代表团的成员，除彭真外其他五人是黄敬、李昌、杨学诚、林一山，另一位是工人代表。建国后我仍旧没有同黄敬见过面。但是我现在正住着的寓所，恰好是黄敬和他的夫人范瑾以及他的南国社的姐姐住过的地方。后来黄敬做了“国家技术委员会”主任，我在聂荣臻领导下的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工作。两个委员会合并为“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不过这时候黄敬因病不能工作，我与他始终无缘见面。

抵达延安之际，江青已在上海滩崭露头角，蜕变为一位小有名气的二线影坛明星。

1936年盛夏，徐明清获悉李云鹤已更名蓝苹，在上海影坛熠熠生辉。彼时，她与俞启威的情感故事画上了句点，随即与电影界的唐纳携手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近期，我有幸细读了郁风所著、2004年2月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文集《巴黎都暗淡了》中的《蓝苹与江青》一文。文中，郁风回忆起，在1935年至1937年蓝苹离沪前往延安之前，她曾是青年妇女俱乐部的成员。该俱乐部由陈波儿、吴佩兰和我共同发起，在一位中共地下老党员的悉心指导下，我们自筹资金，广结善缘，成功搭建了党的外围组织。俱乐部对外积极吸纳会员，人数迅速增至数百，并按不同小组开展各类活动。会员群体涵盖了中学及大学女学生、职业女性、家庭主妇、工厂女工，还有演员和作家。蓝苹自1935年秋季便较早加入，并展现了极高的热情，每周都会一至两次前来协助工作。那时的她，以活泼的小短辫和一袭蓝布旗袍亮相，素面朝天。她当时刚刚加入电通影片公司成为一名演员，由陈波儿引荐，很快便与我们结为好友，她的热情也感染了我们。当时，陈波儿已成为主演电影《桃李劫》的明星，知名度远超蓝苹。电通公司正在拍摄《自由神》，王莹担纲主演，而蓝苹在片中仅扮演一名女兵配角。郁风当时年仅19岁，可能是这群人中最纯真的一位。蓝苹与郁风年龄相仿，仅大两岁，在青年妇女俱乐部中，她似乎更偏爱与郁风亲近。每次会议结束后，她们常一同漫步在霞飞路上，边走边谈，话题层出不穷。蓝苹将郁风视为政治上尚显稚嫩的小伙伴，曾神秘地传授给她应对特务跟踪的方法。直至即将离开上海之际，郁风才从领导她的人那里得知，蓝苹其实与她们并无二致，她只是在一所打着女青年会旗号的女工夜校担任教师。

1936年初，业余剧人协会匠心独运，精心筹备了宋之的新作《武则天》的公演。经过深思熟虑，导演及同仁们最终选定郁风担纲武则天的B角。然而，郁风却谦逊地婉拒了这一诚挚的邀请。尽管遭遇了这样的挫折，导演与同仁们并未气馁，他们坚持不懈地劝解，积极进行动员。与此同时，蓝苹亦竭尽全力，力劝郁风接受这一角色。作为业余剧人协会的一员，蓝苹对该剧倾注了满腔热情。在排练期间，蓝苹不仅协助郁风熟记台词，还与郁风深入探讨角色性格，两人相互激励，共同进步。

在那个波澜壮阔的“文革”时期，江青对女皇武则天抱持着由衷的崇敬之情。这颗情感的种子，正是在一场旨在为武则天平反昭雪的话剧中，悄然萌芽并逐渐生长。

在七十年代，江青在接受维克多的访谈中坦诚道：“自21岁那年，我的名声便如日中天。”她所指的年份，是1935年，那时她正好年满21岁，在业余剧人协会中担任主演，演绎了易卜生的著名戏剧《娜拉》。郁风在其作品中记载，实际上，蓝苹是在翌年，通过在《大雷雨》中饰演卡特琳娜一角，逐渐赢得了人们的关注，进而吸引了联华公司著名导演蔡楚生的目光。蔡楚生随后邀请她出演电影《王老五》，在片中扮演王老五（由赵丹饰演）的妻子——一位穷苦的缝纫女工。在此之前，她虽已参与电通公司拍摄的多部影片，但大多仅是镜头稀疏的配角。其中之一是由袁牧之执导的喜剧短片集《都市风光》。在片中，她所饰演的角色不过是某位男演员的女友，出镜时间极短，甚至她的名字在影片中也未出现。那位男演员名叫唐纳。

郁风讲述了蓝苹的一段过往：1936年三八妇女节之际，上海的女性团体推出了一部风格独特的独幕剧《婴儿杀戮》。该剧仅由一名主角与一两位配角出演。蓝苹毫不犹豫地接下了主演的重任，她饰演了一位因失业的痛苦而走上绝境，最终亲手杀害了自己亲生婴儿的悲剧女性。

郁风之笔，细腻至极，深入浅出，内容详尽而具体，洋溢着栩栩如生的气息。徐明清或许并未完全驾驭她所搜集的资料。若对照这两篇文章细细品读，对于江青这位历史人物的一生，我们便能获得更为透彻与清晰的认知。

赵丹与叶露茜，唐纳与蓝苹，顾而已与杜小鹃，这一对对璧人，携手漫步于六和塔之畔，共同谱写了一曲集体婚礼的辉煌乐章。

大约一个月前，喜讯频传，各大报纸竞相报道，影剧界的三对明星夫妇在杭州的六合塔下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婚礼。赵丹与叶露西、顾而已与杜小鹃、唐纳与蓝苹，三对璧人携手走进了婚姻的圣殿。与他们同行的，还有证婚人沈钧儒、介绍人郑君里以及李清。一时间，他们的婚礼照片遍布于各大报纸和画报。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婚礼次日，八仙桥青年会应影剧界同仁的热烈邀请，举办了一场茶点婚宴。众多顶级明星，包括胡蝶、舒绣文、金山、王莹、陈波儿、郑君里等，纷纷亮相现场。宴会上，女高音歌唱家郎敏秀演唱了感人至深的独唱曲目，而孙师毅作词、吕骥谱曲的《六和婚礼进行曲》合唱，更是为这场盛宴增添了无尽的欢乐与笑语。

词中有：六和塔下，人潮涌动，身影交错，勾勒出一幅幅洋溢着幸福与温馨的画面。此刻正是佳偶天成的婚礼时节，爱意绵绵。然而，心中依然不忘敌寇正悄悄逼近长江之畔……团结一心，共同抗敌，共赴战场……”这些歌词在传递着婚礼的祝福之际，亦铭记着那抗日救国的庄严使命。

未料短短月余，婚姻的裂痕便悄然出现，蓝苹与唐纳反目成仇，她匆匆返回济南。唐纳紧随其后，抵达济南后，竟在旅馆中尝试结束自己的生命，幸得及时救援。这一事件迅速成为街谈巷议的热点。特别是那些小报，纷纷对蓝苹进行“水性杨花”的诋毁与抨击。

继将经典剧作《武则天》成功呈现在舞台之上，业余剧人协会紧锣密鼓地推出了新作《大雷雨》。在这部力作中，章泯先生担纲导演重任，而蓝苹女士则全情投入，竭尽全力，生动地诠释了女主角卡特琳娜这一角色的精彩与深度。

回想起往昔，在业余剧人协会的各项活动中，我与章泯多次相逢。他身形适中，身着一套略显陈旧的西装，显得略显苍老，性格沉默而内敛。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那位身材高大、英俊潇洒、举止优雅、待人热情的唐纳。尽管章泯的名望不及蔡楚生、史东山等人物那般显赫，但在话剧界的专业人士看来，他在戏剧领域的造诣与导演技艺均堪称一流。

自《大雷雨》首度登台，至今已走过十九个春秋轮回，追溯至1937年的初春。自那时起，有关蓝苹与章泯秘密同居的传闻便在业界广泛流传。唐纳也多次身陷自杀的风波之中。众所周知，章泯已有家室，膝下有一名八九岁的儿子，而蓝苹对此心知肚明。因此，各种流言蜚语再次成为报纸的热门话题，甚至有评论者辛辣讽刺地指出，某些女演员不惜以身体为代价，换取导演的青睐，以期获得主演的机会。诚然，这种现象并非仅此一例，无论是上海还是好莱坞，都曾出现过相似的案例。然而，据知情者透露，章泯自最初便主动邀请蓝苹出演娜拉，便已对她心生爱慕。两年后，两人再度携手排演《大雷雨》，在两次合作中，他们之间的默契逐渐转化为爱情，这实属顺理成章。当然，破坏家庭、造成悲剧，两人都难以逃脱其责任。在赵丹与俞佩珊主演的《罗米欧与朱丽叶》排练结束后，章泯并未等待该剧的上演，便悄然离开了上海。不久之后，蓝苹也前往了延安。后来，章泯抵达重庆，并与妻子重归于好。而在“文革”期间，与蓝苹有关的几乎所有朋友都遭遇了不幸，包括长期为她服务的女佣秦桂珍，唯有章泯得以幸免。

这段文字回顾了蓝苹在上海的那些岁月，记录了她点点滴滴的足迹。她的名声迅速崛起，若非得益于明星的光环，更是因为那些广为传颂的传闻。然而，这些传闻并非是她主动炒作，她始终专注于演技的精进，对电影艺术并无太多的热忱，一心只愿在舞台上尽情展现自我。出身虽普通，但她的梦想却宏伟远大，我敢断言，她未曾料到，日后竟有可能将整个中国视为自己的舞台，演绎出一段波澜壮阔、千古流传的传奇。

提及蓝苹（江青）与唐纳之间的传闻，平日里我对这类流言蜚语并不甚关心。然而，不知是通过何种途径，当年我竟意外听闻了数段相关的故事。近期，研读了郁风所著的《蓝苹与江青》一书，我终于明白了这些传闻为何会传入我的耳中。

1937年江青到延安。

徐明清同志在其自述中详细记录，自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画上句点后，次年一月底，中共西安市委正式宣告成立，徐明清同志荣幸地被吸纳为市委的一员。同年七月的一个午后，蓝苹女士意外地出现在了徐明清同志的面前。她坦诚地表示，在上海她感到十分迷茫，并且已经与唐纳先生解除关系。徐明清同志随即向组织汇报了蓝苹的情况，不久之后，蓝苹便获得了前往延安的许可。此后，她改名为江青。

在那1937年的一个平凡日子里，《红色中华》报在延安发布了一条引人注目的消息，报道了一群文化界知名人士成功突破国民党管控区域，抵达了延安，而江青的名字亦在其中。自那时起，江青的姓名便频繁见诸报端，曝光率持续保持稳定。

徐明清对蓝苹更名为江青所蕴含的深远意义有着深刻的领悟，这一转变象征着“青出于蓝而更胜一筹”的哲学思想。

在江青到延安的第二年，也就是1938年11月，她就同毛泽东生活在一起了。

关于江青到延安后经过怎样的过程同毛泽东结婚，我是在“四人帮”被粉碎后才知道了一些。我有一个朋友何洛，他是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主任，1946年他还是我在北平《解放日报》工作时的同事，他给我讲了关于江青的一些故事。他告诉我，他、徐明清、江青、还有王实味四个人曾在中央党校同一个党小组里学习和过党的组织生活。后来这个小组里的四个人就分开了，王实味调去了鲁艺，江青调去了马列研究院，徐明清、何洛还留在党校。这时候王实味写了封信给何洛，信上说他能完全肯定江青对他“有意思”，可是双方不好开口，要何洛“玉成其事”。何洛告诉了徐明清。徐明清对何洛说，你不要管这个事情了，现在江青已经有“主”了。何洛问这“主”是谁？徐明清说江青要我替她保密，不让我说出来。徐明清嘴上虽然说要保密，可是忍不住把毛泽东的名字说出来了。

何洛讲到江青和毛泽东结婚前有这样一些故事：江青在延安演过一场俄国的活报剧，只有三个演员，一个是女郎，一个是革命者，一个是沙皇的警察。沙皇的警察追捕革命者，江青扮演的女郎就把革命者藏起来了。剧情就那么简单。

后来，江青和他的同乡康生联系上了。江青就经常跑到康生那里，康生拉胡琴，江青唱京戏。后来江青在延安就唱起京戏来了。江青唱京戏，毛泽东就去看和听。看来看去，毛泽东就把江青看上了。我猜想，江青是个电影明星，本来不会唱京戏，恐怕是临时学的，也许是康生为了玉成她和毛泽东给她出的主意。

我是1939年7月到延安的，那时我才听说了毛泽东和他的妻子贺子珍分开而和江青结合这件事。当时延安有许多人对毛泽东和江青的结合很不赞成。后来江青反党集团给党造成很大的危害之后，谢觉哉后悔当时没有强迫把贺子珍留下来（这是2004年我在一本书中看到的）。毛泽东和江青在一片反对声音之中，冷清清地结了婚。在结婚的时候摆了两桌酒菜，可是新郎毛泽东没有出面，只有新娘江青向到的人表示谢意。李昌是出席那个酒席的一个，他曾和我谈起这件事情。

从1937年江青和毛泽东结合开始，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有29年。江青都做了些什么事情，当时我并没有注意。回过头来想，从工作上来说最重要的是关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那时候她是中宣部电影处的处长。这个时期她的工作是很活跃的，而且和毛泽东配合得很密切。

凭借其在党内的高位显赫，江青自延安时代便脱颖而出，获得了党内广泛的赞誉。1940年1月21日，她的名字首次在《新中华报》上刊登，随即受到组织的青睐，被任命为边区文联代表大会的执行委员，位列王明夫人孟庆树之后。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发生在她抵达延安的第三个年头。

在她到延安的第四年1941年末，毛泽东要她参加西北局组织的陕北的绥德米脂调查团，在调查研究中学习。我和江青第一次见面就是在那一次。在从延安到绥德的路上我们一起走了一天半。我曾同江青并辔而行，在清涧一起参加过一次晚会，但是我没有和她说过一句话。

不过江青刚到绥德后，毛泽东的一个电报要她马上回延安，绥德专署的同志就派了人，陪江青骑马回去了。

她和毛泽东生了个女孩子李讷，算起来应该是在延安时生的。

《武训传》批判简述

鉴于李进孩、李云鹤、蓝苹以及江青等一系列名字的变迁与纷争，原本针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性讨论，我现不得不在此加以补充。

江青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工作很活跃，和毛泽东同志配合得很好。当时情况是：

1950年底到1951年初电影《武训传》放映之后，报刊发表不少文章，最初几个月大都是肯定赞扬，突出的有：“武训是劳动人民文化翻身的一面旗帜”，是“勤劳、勇敢、智慧崇高的典型”等。1951春批评的文章如贾霁的《不足为训的武训》和杨耳（许立群）的《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对吗？》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经过毛泽东大段改写的题为《应该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社论中开列了43篇赞扬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文章作为反面教员。1951年6月我们《学习》杂志编辑部请许立群再写一篇《评武训和关于武训的宣传》。这篇长文送毛泽东审阅时，毛泽东加写了好几段有分量的文字。指出武训是在搞骗局，武训的“义学”实际上是“不义之学”。武训是一个五毒俱全的恶丐，他用放高利贷的办法搜括穷人，依仗官府势力强迫捐钱。

看来后来江青到武训的家乡调查之前，毛泽东对武训之为人早已有定评。调查云云只不过为取得更多的事实根据而已。

前面讲过江青在中宣部电影处担任正处长抓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去山东武训家乡山东堂邑（现在不再是县）、临清（现在是地级市聊城下的一个县级市）、馆陶（现在属于河北省的邯郸市）做调查这件事，毛泽东重视程度可以说异乎寻常。江青到北京站前往山东的那一天，毛泽东亲自把江青送到火车站，只不过毛泽东没有下汽车进站，他在车上与江青告别。

江青以李进的名字参加这个调查，同行的有一个袁水拍。那时他是《人民日报》文艺部的负责人，调查团的文字工作是袁水拍这个笔杆子做的。调查报告很长，内容分“和武训同时的当地农民革命领袖宋景诗”、“武训的为人”、“武训学校的性质”、“武训的高利贷剥削”、“武训的土地剥削”五节。这篇长报告的题目《武训历史调查记》是毛泽东审定时取的。它在《人民日报》连载之前是经过毛泽东改写或加写的。

毛泽东对这次调查任务完成的状况是相当满意的。大概江青要对袁水拍表示感谢，就在自己家里请袁水拍一家人吃饭。在餐桌上有毛泽东、江青、江青的姐姐，江青的女儿李讷和袁水拍一家。吃饭的时候还照了相。袁水拍把这照片挂在家里墙上。文革中被抄家的时候，袁水拍的许多东西被拿走了，照片也拿走了。后来归还抄走的东西的时候，别的东西都还了，唯独照片没有退还。

袁水拍，曾从人民日报社调任至中宣部。在那波澜壮阔的文革时期，我有幸与他共居于中宣部车公庄的北京市委党校同一栋楼内的牛棚之中，且我们同室而居。更为神奇的是，我们竟然不可思议地被安排在了一间屋子里。这个不平凡的细节，是他亲自向我透露的。

江青文革时地位显赫。

江青在文革中的地位一下子提得很高。1965年11月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对《海瑞罢官》的作者吴晗进行点名批判。这篇文章是由江青、张春桥秘密策划、姚文元执笔起草的。这可以视作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序幕。而江青就在文革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5月28日，党中央正式成立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陈伯达受命担任组长，康生则担任顾问，江青、张春桥等同仁亦被任命为副组长。紧随其后，5月30日，中央发布了一项特别的通告，明确指出，若陈伯达因健康原因休假或离开首都，第一副组长江青将临时接替其职责。这一部署无疑具有深远的象征意义，从中我们可以窥见，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已悄然转移至林彪与江青之手。

今日的江青，权势显赫，其令人瞩目的别号——“旗手”更是声名远扬。在“文化大革命”的关键时期，正值“夺权”高潮迭起，林彪与江青的联盟显得尤为紧密。1966年，林彪委托在上海举办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这一行动无疑成为了林彪与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公开结盟的标志性事件。在工作方法上，两人各具特色，彰显个性。林彪偏好仪式感，他创设了手持小红书，高呼“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并引领群众齐声呼应“敬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的口号。而江青所推崇的仪式，则是由她大声呼唤“同志们好”，进而要求群众齐声回应“向江青同志致敬！向江青同志学习！”

江青又网罗一些人在钓鱼台创作几出样板戏树立自己的丰碑，这些都得到了毛泽东事实上的许可。

江青参与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江青在文革小组的权力，大到可以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文革小组名义联名颁发文件的程度。真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不可一世。人们理所当然地不敢说出对她任何不满。文革中许许多多老干部挨批受斗，包括刘少奇和1924年就入党的邓小平都被打倒了。这当然要由毛泽东负责，但是江青那时已经是很重要的角色。

于光远

在那波澜壮阔的“文化大革命”狂潮中，我也未能幸免，成为了批斗与斗争的目标之一。那段时光，即便我被囚禁在家中，仍频繁被要求外出接受批斗。1968年，我被安置于所谓的“牛棚”之中，那时，“牛棚”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中宣部的“牛棚”坐落在车公庄的北京市委党校院内，众多机关单位纷纷效仿，在那里设立了类似的场所。我们中宣部占据了其中一栋楼，而所谓的“黑帮”则占据了数间房间。我与袁水拍、包之静、吴寄寒、林涧清，以及一位副处长（我已忘记他的名字）六人共处一室。作为“牛”，我们不得使用床铺，只能躺在冰冷的地上。白天，我们被迫坐在茶几旁撰写“交代”，即便无言可说，亦不得停歇。夜晚，我们被锁在“牛棚”中无人看管，于是便开始随意闲聊。包之静向我们讲述了他与江青过往相识的故事，我们便无所顾忌地谈论起来。他声称曾在上海的亭子间与江青同床共枕，但来到北京后，江青便对他冷落起来。于是，我们开始对包之静进行“斗争”，质问他是否还妄想着江青能保他。幸好江青已经将他遗忘，否则他可能早已命丧黄泉。包之静还提到，他曾将此事告诉过上海的汪道涵。有一次，我前往上海拜访汪道涵，他承认确实早已听闻此事。若当时房间内装有窃听器，我们恐怕都将沦为“现行反革命”。

国务院研究室成立，江青参与。

1971年林彪坠机身亡，许多老干部陆续解放。1974年，邓小平恢复工作。1975年他建立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明显地标志邓小平的复出。这时候邓小平找了一些已经得到解放的笔杆子，成立了“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作为自己的助手。这时候邓小平虽然受命主持中央的工作，但是江青一伙还把持宣传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因此邓小平成立的自己的助手机构没有用党中央机构的名义，而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名义。

邓小平的复出和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成立，就是这个阶段的历史产物。这个研究室是由邓小平物色的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李鑫、邓力群七个负责人，又由这些人再找来一批中级干部和一般干部组成的。这个邓小平直接领导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工作虽然有好几个方面，但斗争的矛头是对准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的。

这时候，毛泽东对江青做的有些事情不那么满意，有时也敲打敲打。比方江青对电影《创业》（这部电影是表扬大庆油田和石油部）做了错误的批评，毛泽东就做了批示，不赞成江青所做的批评，这就是一次“敲打”。有一次我在天津告诉了原石油部副部长孙敬文，孙敬文转告了石油部长康世恩，使康世恩少受江青对他的一次讹诈。

但是“四人帮”对政研室的攻击，如“邓记谣言公司”、政研室炮制“三株大毒草”之类中伤，在反对政研室和邓小平中还是起了作用的。

由于江青一伙使坏，毛泽东支持了江青，1976年邓小平又一次被打倒，除了保留党籍之外，邓小平被撤销党内外一切工作。这是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对邓小平斗争获得的一次胜利。

“多行不义必自毙”，1976年打倒邓小平是江青最后一次胜利。在这之后江青走向末日。1976年的10月6日“四人帮”被粉碎就是江青的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