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夫人：我所知道的顾顺章和向忠发

王明夫人：我所知道的顾顺章和向忠发

编者按：本文由王明之配偶孟庆树根据王明的回忆进行整理，收录于孟庆树编纂的《陈绍禹——王明传记与回忆》一书中。该文献为研究历史提供了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对深入理解彼时历史背景颇具裨益。然而，其中某些回忆存在不够精确之处，如顾顺章被捕之地实为武汉而非南京。故在引用相关内容时，研究者应予以核实与甄别。

一、顾顺章被捕叛变简述

1931年4月的某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正有条不紊地进行之际，陈赓同志将周恩来同志唤至一旁进行私密交谈——鉴于周恩来同志当时负责特科工作，不久后，周恩来同志返回会议室，他如此陈述道：

顾顺章被捕，供出12个机关地址。

众人不禁好奇地询问周，究竟发生了何事。周答道：

——顾顺章乘坐特科配备的一艘小型轮船，护送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张琴秋等同志前往鄂豫皖苏区履职。然而，不知何故，他在归途中却将船只停靠于南京码头，并亲自下船一探究竟。不料想，曾在特科工作后背叛的“小阿连”竟在码头上将他擒获！

“小阿连”此名仅为代号，其真实姓名及被捕叛变的日期，或许唯有周某方能知晓。自“小阿连”投敌后，他深知若在上海有所活动，必遭中央特科行动队的追捕与处决，因此他只得将活动范围限制于南京周边，以国民党特务的身份秘密行事。

因此，政治局会议被迫中断。常委们果断决定，即刻转移顾顺章所掌握的机关及其住所，彻底切断所有与顾顺章相连的线索。顾顺章不仅掌握了这12个机关的情报，还知晓了党、团、工会等系统在全国的分布情况；显然，中央常委们的住址是顾顺章所透露的最关键机关，因此必须立即进行搬迁。

顾顺章被捕后叛变的情报，最初是由“老鲍”——亦称“老包”或“王八蛋”，这些均为他在党内的代号；或许唯有周恩来知晓他的真实姓名——这位曾是上海英租界巡捕房包探长的秘密党员所传递的。

当他接到国民党特务总部陈立夫的紧急指令，要求他迅速破获顾顺章所供出的12个秘密机关时，那位长期以来默默守护党的机关与干部的鲍同志，毫不犹豫地将顾顺章被捕及叛变的情况及时上报给了中央特科。

不久之后，李克农与钱壮飞两位同志逃至上海，他们曾是潜伏于蒋介石、陈立夫、陈果夫等特务总部内部的中共党员。顾顺章知晓他们的身份，因此当二人听闻电话中有人向陈立夫透露：“共产党特务首领顾顺章已被捕，并供出了12个秘密机关”时，他们即刻选择了逃离。他们所收到的消息与老鲍所获得的情报如出一辙。

中央常委作出决议，即刻对中央特科进行重组，并强化其领导力量。此前，特科的侦查、行动等任务均由顾顺章独自掌管，导致他掌握了大量机密和联络信息。然而，顾顺章的工作与生活长期缺乏监督与审查。为此，中央常委决定成立特科三人领导小组，实现职责明确，直接接受中央常委的领导和监督。特科将设立正副主任各一名，以优化组织架构。

担任特科主任及工作人员的资格要求包括：政治立场坚定，对上海局势了如指掌。周恩来同志提议，由当时担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职务的赵容（其真实姓名为张绍鏊，自1933年赴莫斯科后改名为康生）担任特科主任一职；而恽代英同志则推荐当时担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长的陈云（即廖陈云）担任此职。

原因在于：陈云身为中央委员，而赵容仅是检查委员；在熟悉上海情况方面，陈云明显胜过赵容。经过一番讨论，向忠发与周恩来均认同由陈云担任特科的正主任，赵容（即康生）出任副主任。同时，决定将江苏省委的宣传部长潘汉年同志调任特科，负责联络侦察工作，并参与特科的领导。鉴于潘汉年在政治上值得信赖，且对上海情况了如指掌，这一安排应运而生。于是，陈云、赵容、潘汉年三人组成了特科的领导核心。

鉴于事态紧急且严重，众多机关不得不进行搬迁。顾顺章的叛变事实亦不断得到证实。他的岳父、岳母及妻子均非党员，政治观念较为落后，唯顾顺章马首是瞻。加之顾顺章曾频繁利用他们进行机关联络工作，因此他们亦对众多中央机关及人员，尤其是特科工作人员的情况了如指掌。若他们与顾顺章勾结，将立刻为特务力量增添三人。鉴于此，中央常委会批准了特科同志们的提议，即立即铲除这三人，并对顾顺章的住所进行彻底搜查。

顾及其家属所居之地颇为豪奢，其住所内不仅查获大量昂贵的罐头，包括鸡汁、肉汁等，每打罐头价值高达四至五元，还发现了一包鸦片烟土——顾等人平日所吸之品。此外，还搜出了顾利用党经费在上海郊区购置土地的地契，地契上清晰地记载着他岳父的名字。

在特科同志对顾顺章的住所进行突击检查之际，与他关系密切的家庭女工小娘姨不期然地逃离了现场。这一行动，不经意间成为了敌人锁定向忠发并展开追捕的关键线索与帮手。原来，小娘姨平日里便常至向宅照料，尤其与向的小妾频繁结伴前往一家成衣店定制衣物。

顾顺章，党内代号“大流氓”，曾在上海三次起义中担任工人纠察队大队长的要职。自1927年革命遭受挫折，党中央迁至上海后，他便肩负起中央特科的重任。正因如此，在中央第六次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政治局委员。

尽管他参与了对特务和叛徒的清除工作，并保卫了党的秘密机关与干部，然而，他的性格中充斥着流氓习气，政治文化素养亦相当低。立三中央对待他与其他工人干部的态度相同，忽视了对他的政治理论教育，大量党的经费任由他自由支配，缺乏必要的监管。因此，他的思想和生活方式早已陷入腐化。

顾顺章一旦落网，便陆续向敌人透露了李克农、钱壮非以及老鲍之间的联系。李克农与钱壮非迅速逃离，幸免于难。至于老鲍，当英国总领事将他传唤审问之际，他如此回应：

——分明是共党特务头目顾顺章假意投诚，意图陷害于我。我亲自前往南京，面见陈立夫，以阐明真相。

鲍某抵达南京，与顾顺章相见后，径直给了他两个响亮的耳光。

——你这无赖，竟敢假意反叛，还妄图陷害于我。你所供述的12个据点，无一真实！我已派人实地查探，却一无所获，这分明是你虚假的叛变行为！

因此，尽管对顾顺章的背叛心存疑虑，敌人并未对鲍某失去信心。鲍某依旧回到了英租界，继续担任包探长一职。尽管英国人和国民党总部对他的信任不如往昔，却并未立即解除他的职务。在向忠发被捕之后，中央方面劝他前往苏区，他却回应说：

——然此时已无法外出，我正受到秘密的监控，无法离开英国租界。

英国人最终摒弃了他，然而仍旧对他保持监视。直至日本军队占领了上海的英法租界，老鲍同志在领导抗日斗争的过程中，不幸遭到日本人的残忍杀害。

顾顺章虽未能捕获中央要员，却将1930年四月，正值立三路线风头正劲时被捕囚禁于南京监狱的恽代英同志，背叛出卖给了敌人。在大革命遭受挫折之后，恽代英同志常遭受李立三等人的歧视与排斥。

1930年四月，恽同志被派往沪东区担任当时颇为流行的“区行动委员会”的领导职务。代英同志，佩戴着厚重的近视眼镜，观摩工人们所举办的“飞行集会”时，不幸被敌对势力误疑为嫌疑人而遭逮捕。

他擅长周旋，将藏于口袋中的通讯地址吞没，因而无迹可循，敌人始终未能识破他的真实身份，误以为他是恽代英。随后，他被从上海押解至南京，被监禁于监狱之中。然而，立三同志因受宗派主义之累，未能成功营救出代英同志。

自四中全会以来，新组成的政治局常委果断作出决定，全力营救代英同志。一切准备就绪，仅剩数日即可重获自由，却未料到顾顺章的背叛，竟将代英同志的姓名出卖！（李立三曾在中共八大上坦白承认，他在处理代英同志问题上犯了宗派主义的错误。）

顾顺章向陈立夫信誓旦旦，声称自己能够设法将向忠发、周恩来以及陈绍禹捉拿归案。与此同时，蒋介石亦发布高额悬赏，通缉上述三人，赏金高达十万元。随着向忠发被捕，赏金亦随之提升，每人增至十五万元以捉拿陈、周。而全国各大交通要道，均部署有密探严密监控。

在1927年革命遭受挫败之后，党中央的秘密机构之所以能在上海得以存续，其根本原因主要在于：

众多共产党员与同情者，他们隐藏于敌对组织的深处，时常提供情报。其中，尤为突出的是那些潜伏在敌人心脏的关键人物，如老鲍、李克农、钱壮飞等同志，他们秘密传递着关键信息。

(2) 打狗队，亦称行动队，由陈赓同志率领，其职责是专门对抗特务与叛徒。例如，在1929年的秋季，特务叛徒白兴，曾向敌人告密，导致中央军委秘书彭湃与杨殷被捕。白兴在告密之后，很快便被特科的行动队在四马路惠中饭店门口公然处决，此事件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各大报纸均有报道。自此，特务叛徒们普遍感到恐惧。到了1931年2月初，唐虞，又称王掘夫，作为潜伏在上海沪东区党组织的敌方间谍，在告密后畏惧特科的打狗队，国民党方面不敢将他留在上海，只得于深夜将他送上美国轮船，以“留学”为名，将他遣送至美国。

鉴于顾顺章对党中央等机关秘密工作了如指掌，其被捕后叛变，不仅严重破坏了我党最为关键、最为可靠的潜伏在敌人心脏中的反间谍网络，更对特科行动队的行动造成了极大的阻碍。这一变故使得我党、共青团、工会等秘密领导机构及其领导人的安全面临空前的巨大威胁，尤其是党中央机关及领导人的安全状况，形势尤为严峻。

因此，在采纳了上述一系列举措的基础上，中央政治局常委进一步作出决定：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暂不召开会议，常委三人仅轮流于各自住所进行会面。中央的日常工作则由博古、陈云、洛甫（张闻天）、赵容（康生）等同志负责处理。一旦遇到重大问题，需向常委三人会面进行请示。鉴于顾顺章知晓博古同志担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常委们决定将博古同志调离团中央，转至党中央工作。洛甫同志刚刚从苏联归来，抵达上海并开始中央机关的工作，顾顺章对此一无所知。

二、向忠发被捕及叛变详情

1931年五月底至六月上旬，恰在顾顺章被捕的三周或一个月之后，特科同志接到情报：“顾顺章与那名女工已有接触。该女工已前往一家成衣店打探那位‘老头’（向忠发在党内的别称）的住址。”前文已提及这位女工，她曾是顾顺章家的女佣。特科同志在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刻通知“老头”搬迁住所。后来得知，“老头”不愿让特科同志知晓他有位小妾，因此拒绝由特科人员代为搬移。

当晚，中央常委齐聚恩来府邸，就常委们是否应暂迁至哈尔滨或苏区展开热议，并决议将此议题提交国际远东局进行商讨。经过一番讨论，常委们最终作出决定：鉴于常委们的搬迁事宜尚未定论，恩来决定从即日起，直至搬家问题得到明确，恩来将负责照看“老头”，请其暂时留居府中。此提议当场得到了“老头”的赞同。

“我需回家查看一番，明日便回，此后绝不轻易外出。”谁料想，就在这之后，不幸的事故发生了！

因此，向忠发违背了中央常委会的决定，当晚返回住所。翌日，他前往汽车行租赁车辆，意图返回恩来的住处。然而，在支付租车费用时，他的右手被在场的敌人特务紧紧抓住。敌人特务正是凭借向忠发右手第二指短了一节的独特特征而认出了他。（顾顺章已将向忠发的外貌及特征详细告知了敌人）。

捉他的特务说：

——上次你借用的租车费用，为何尚未归还呢？

向说：

你搞错了，我没欠你钱。

特务们把向拉上囚车，又对他说：

——没错，你是向忠发。

后来方才得知，陈立夫与顾顺章自南京派遣了众多密探与叛徒，他们将人隐蔽于英租界及法租界的各汽车行中，静候向忠发的到来。顾顺章深知向忠发每日外出时必需租赁汽车。

听闻那位长者被捕的消息，正在召开的中央军委工作会议立刻暂停。随即，紧急通知相关地区迁移，并迅速采取行动营救长者。特科领导同志与陈赓、老大的（即欧阳新，又名胖子，陈赓的副手，后赴莫斯科）已在东方饭店安排了三间相邻的房间，中间一间住着恩来、绍禹，而陈赓和老大的房间则紧邻。他们身上都携带着老鲍徒弟的身份证明和武器。钟煜同志（即周平，亦为陈赓的副手，后亦赴莫斯科深造）带领十余名特科武装人员，在东方饭店周围严密巡逻放哨。

周、陈以及特科的相关负责人员商讨了营救老头的具体方案。他们果断决定，即刻将五万元银行存折转交给杨度，并请他向杜月笙寻求援助，以期营救成功。

杨度，一位曾是秘密党员，他早年身为清朝官员，亦为力主袁世凯复辟帝制的知名倡导者之一。他自己曾言，亲身经历让他坚信，与北洋军阀的合作并无出路。于是，他转向研究国民党和孙中山，却最终得出结论，认为这两者均无法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随后，他深入研究马列主义、苏联模式以及共产主义，最终坚信，唯有中国共产党借鉴苏联的成功经验，方能真正解决中国的问题。基于此，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加入中国共产党。鉴于他过往的历史背景，他与众多上层人士保持着广泛的联系，以至于无人料想他竟是一位共产党员。

杜月笙，作为上海滩上最为显赫的青帮领袖，其名号在江湖中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传闻中，蒋介石竟成为了杜月笙门下徒孙的徒弟。杜月笙不仅是在法租界中首屈一指的资本巨头，更早已投身法国国籍。因此，在帝国主义者及蒋介石面前，他无疑是一位颇受尊敬的人物。

然而，两小时后，杨度选择退还了那五万元存折。他解释道：“杜月笙表示无奈，原因是被捕者系南京方面直接派遣，被捕者经法租界巡捕房引渡，这一切仅仅是遵循法律程序。”

被捕后，首先被押解至法租界巡捕房，此乃因其作案地位于法租界内。唯有经过这一程序，方得移交至中国界。在法租界巡捕房内，向一见到包探长陆连奎，便即刻跪地，声泪俱下地说道：

——请你帮忙。

——你不是忠发？陆问。

——我是向忠发。向说。

——你不像共产党头子，陆说。

——当初那些小共产党被抓捕时，他们常常对我们口出不逊，骂得我们如同狗血淋头，一副英雄般的气概，而你，却显得如此懦弱无能！

陆又问捕向的人：

——你们捕错人了吧？

——没错，特务们指认是他。

——请国民党饶恕他；

——他自称仅是挂名摆设，实际权力则掌握在周恩来与陈绍禹手中。

不仅如此，向忠发不仅泄露了周恩来、董必武和博古的藏身之处，更是亲自带领敌人前去捉拿。幸运的是，他们及时搬迁，侥幸逃脱了逮捕。特科同志们原本以为，随着顾顺章的被捕，中央机关已经进行了搬迁，因此认为向忠发除了知晓周恩来、陈绍禹和博古的住处外，其他地方他并不熟悉。然而，出乎意料的是，他竟然还记得中央材料科的具体位置。于是，他带着敌人直奔材料科，导致张月霞同志及其丈夫（或许还有孩子）被捕。张月霞的丈夫后来在狱中自首，而张月霞本人直至1937年国共合作抗日之后才获得释放。此后，她与博古结为连理。

警备司令部在拘捕了向忠发之后，随即发电询问蒋介石对处理意见。蒋介石当日夜晚回电指示：“应立即于现场执行枪决。”

在敌军法官宣读蒋介石命令给向忠发时，他勃然大怒，激昂地高呼：“打倒蒋介石，打倒国民党，打倒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

翌日，上海各大报纸纷纷刊登了向忠发被捕并遭枪决的消息，以及他供述的详细内容。报道中的内容与特科掌握的情报相符。然而，除了供词之外，还披露了向忠发拥有一名小老婆，她正是厦门路妓院中颇具名气的妓女。据悉，敌人在向忠发暂住的新旅馆中见到这位小老婆时，不禁放声大笑。

——你为何在此逗留？难道你没意识到那位长者身份非同寻常吗？

——据妓女所言，那位银行老板曾慷慨解囊，将她从风月场所中赎出，将她纳为侧室。

——哦，原来不是银行老板，敌探直言，他竟是一位共产党的首脑人物！

敌将妓女送回厦门路妓院。

直至敌人将相关材料刊登于报纸之上，绍禹等人依旧对这一变故感到困惑不解，不知所措。

翌日，周恩来、邵禹、博古、陈云、李富春、李维汉以及赵容等人在刘国璋同志的寓所内召开会议，共同研讨应对突发状况的策略。会上，邵禹等人向周恩来提出疑问：报纸上提及向忠发有私生妻，这是怎么回事？周恩来随即回应：

——那晚，他执意不在我处过夜，其因在于他对自己的小老婆放心不下。他担心若是返家，小老婆会心生忧虑。因此，他不得不回去探望一番。这位小老婆乃李立三和关向应许可他出资购得。由于向时常出入妓院，他们担忧其可能会有所闪失。我那时身在莫斯科，未能身处上海，事后才获悉此事已成定局。

绍禹即刻对李立三对待向忠发的态度表示强烈不满，指责其纵容其堕落。同时，他也对恩来未能及早揭露此事表示了批评。

此刻绍禹方始领悟：原来常委们决定在三位住所间轮流进行会面，然而实际仅周、陈二人的居所被选为接头地点。之所以从未邀请周、陈至自己住所会面，实则是出于对绍禹知晓家中存在侧室一事的忌惮。

向忠发往昔的配偶，曾是与他同舟共济的伴侣，此外，他还抚养着一个八岁的儿子，那时他们均在上海定居。然而，向忠发因思想和生活上的堕落，公然遗弃了妻子，频繁涉足风月场所。令人震惊的是，他的这种行为竟然得到了立三等人的默许，甚至以党的经费购置妓女作为他的侧室。

这位妓女挥霍无度，早已养成习惯，频繁光顾裁缝店定制新装，从而为敌特的侦查提供了向忠发的线索。向忠发，为了不信任自己的小妾，竟置中央常委的决议于不顾而擅自外出，被捕后更是向敌人投降，背叛了自己的同志和党的机构，这无疑是其思想和生活堕落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