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九一三：主席专列秘闻

“九·一三”我给毛主席开专列

《纵横》2002卷典藏

那企图加害于毛主席的“571工程纪要”以及林彪“九·一三”叛逃事件，已然成为久远的历史。时光荏苒，黄沙掩埋了枯骨，白铁见证了邪恶。近日，记者有幸采访到了这位惊心动魄事件的间接见证者——华春南。他曾与同事们一同驾驭毛主席的专列，与死神竞速，成功在林彪、林立果付诸行动之前……

周总理分烟

提及华春南师傅，他的经历堪称传奇：他曾是上海铁路局杭州机务段KC887号机车的副司机。而这“887”号机车，更是承载着毛主席专列在上海至金华区段行驶的使命。

1958年三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荣耀归国，其行列中一位身手矫健的战士格外引人注目，他就是志愿军总部杜平政委的贴身勤务兵——华春南。这位年仅二十岁的青年，退役后加入了沈阳铁路局机务段。命运眷顾，他得以驾驭中央领导人乘坐的专列，驾驶着627号、628号以及人民1070号机车，开始了他在万里铁道线上色彩斑斓的驾驶生涯。

“1965年，李宗仁先生踏上归国之旅，东北之行成为了他此行的亮点。从锦州至沈阳，再从沈阳至长春，这段旅程持续了整整十天。在这期间，毛主席的专列特地为他预留了座位，而这辆车的驾驶重任，就落在了我们身上。司机是甘青林，而我与赵仁江则担任副驾驶。”

毛主席与专列及站务人员合影

“汽笛一响，车把一松，手中香烟，多么英姿飒爽啊！”

华春南说，花絮太多说不完。

华师傅的言谈间，南腔北调之中，依旧深植着浙江富阳的乡音。他身为富阳籍的知名人士，同时也是早期共产主义职业革命家华林先生的后裔。华林先生于1929年在赤塔加入俄共，而早在1923年，便由罗亦农先生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KC887，铁道部劳动模范列车

忆江南，最忆那杭州景致。回溯至1966年，华春南因工作调动重返故土。彼时，他加入了上海铁路局杭州分局杭州机务段，驾驶着KC887号机车，担任了副司机的职务。与之并肩作战的司机是顾巨峰，另一位副司机则是人称“章老虎”的章师傅。

传闻这辆蒸汽机车源自美国制造，于解放战争时期被我国所获。其材质精良，性能卓越，加之司机们的精心呵护，日常行驶于93、94次沪杭与杭沪特快列车，以及49、50次杭穗与穗杭特快列车之上。十数年来，该车未曾发生过任何事故，因而荣获铁道部的“劳模车”称号。

华春南师傅感慨道：“作为劳模机车，加之我们众位师傅政审通过，‘887’号机车便荣幸地成为了毛主席的专列。毛主席对杭州的山水似乎情有独钟，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他共43次来到西湖附近的刘庄、汪庄居住。在晚年，毛主席外出大多乘坐火车，几乎每年春季都会来杭州逗留一两个月。无论是从北方而来，还是自南方出发，‘887’号机车都会前往上海，以确保主席的专列顺利对接；同样，当主席从南方抵达时，它又会赶到金华，确保专列的顺利衔接。每个区段都有着明确的职责。我们杭州段的师傅负责的是上海至金华的区段。而上海段的张生堂师傅，则负责上海至南京的区段。”

“而且，”华师傅接着道，“鉴于所拉的乃毛主席的专列，安全保卫措施尤为周全细致。车上原本装载的煤炭，需全部卸下，再由专业的保卫人员一铲一铲地重新装填，以确保无任何异物掺杂；水箱中的水亦须完全排出，保卫人员会钻入水箱内部，手持电筒进行仔细检查，确认安全无误后，方才重新注水；而在注水过程中，也设有专人严密监视。”

主席所乘坐的专列由三节列车组成。首节为先锋车，配备有警卫连和一套安全检测设备，其探测范围可达周围六十米。紧随其后的是押道车，同样设有武装警卫和无线电通讯设备。先锋车与押道车的驾驶任务，由我们杭州段的司机劳孝和、罗站山等人承担。位于中间的专列才是主席的专用列车。其中，他办公的车厢内设有一张大写字台，桌上摆放着笔筒、砚台和信笺；此外，还设有三套沙发。车厢四周布满了书架和书籍，成为其最独特的标志。专列的最后一节是主席的卧室。虽然外表漆成墨绿色，与普通客车车厢无异，但它却具备防弹和防核辐射的特殊功能。

“我屡次驾驶‘887’型号的车辆，将毛主席护送至杭州，有幸目睹他伟岸的身姿；同时，我也曾见过载着他从北京而来的‘吉斯’防弹轿车缓缓驶出第一节行李车厢。这辆‘吉斯’防弹车据传是斯大林所赠，虽然略显笨拙，但行驶速度却十分迅捷。”

“于我们普通百姓而言，外出旅行往往洋溢着欢愉。因此，每逢主席莅临杭州，或是主席启程前往上海后再返京，我们无不感到‘烟头轻放，车把轻搁，神采奕奕，心旷神怡’。然而，1971年的情形却截然不同。”华师傅的神色变得庄重起来。

9月3日金华至杭州行

“1968年，我应驻浙江医科大学‘工宣队’之召，重返岗位——哼，我终于得以摆脱那番令人费解的苦役，投身于‘促生产’的行列——再次驾驭我的‘887’。身为工人，我们的本分便是辛勤劳作，为国家创造财富。”

“这次庐山会议，实质上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有人急于争夺国家主席之位，意图分裂党派，急于夺权”，“庐山之事尚未尘埃落定，问题尚未解决”，并指名道姓地提到了林彪。这被视为“最高最新指示”，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主席甚至亲自在火车站指挥迎送的高级领导干部高唱《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按照当年的表述，这一切都被视为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当然，华春南当时所得的消息多来自小道消息和直观感受，但依此判断，若事态进一步发展，火药味必将愈发浓烈。

华春南回忆道：“那年的9月1日，顾师傅与我及老虎一同被召唤执行任务，任务是驾驶‘887’列车从杭州驶往金华待命。与此同时，先锋车的劳师傅也加入了我们的行列。我们在金华宾馆饱餐一顿，安顿下来，度过了一整天，充分休整，养精蓄锐。到了9月2日傍晚，我们接到命令，各自登上了自己的机车。不久，从上饶方向驶来了一组三列的专车，速度之快犹如闪电，一眼便辨认出那是毛主席一行（后来得知毛主席于8月31日抵达南昌）。”

在军代表与总调度的指挥下，我们“887”列车顺利接上了那12节车厢的专列，随即从金华站驶出，沿着浙赣线北行，目的地是杭州。这趟专列以超特快的速度行驶，不到一个半小时便即将穿越钱塘江大桥。然而，车至萧山时，接到命令，转向杭甬线，并在名为钱清的小站停靠。我透过瞭望窗目睹了那辆熟悉的“吉斯”车从首节行李车厢缓缓驶出，一列小车在浓重的夜雾中向钱塘江大桥方向疾驰。那时，大约已到了9月3日的零点。毛主席终究是抵达了杭州，我们心中皆松了一口气。

“往昔主席莅临杭州，专列总会驶入市区的城站停车，随后我们便继续沿东北方向前行，直至抵达位于笕桥机场附近的那条专用轨道。在那期间，司乘人员、厨师以及警卫们一同在列车上生活与工作，与外界完全隔绝，短则数日，长则数周乃至数月，甚至半年之久。我们不得离车半步，直至专列再次驶回城站，主席乘车离去，杭州之行方告结束。”

“一如既往，我们再次将专列驶抵城站，停留了短短8分钟。如同往常，小车从站内驶出，营造出毛主席莅临杭州城站的错觉。随后，专列如常驶入笕桥的专用线进行停靠。我们在列车上安顿下来，生活依旧。然而，一种不寻常的气氛笼罩四周，‘文革’的狂风暴雨让我们更加警觉。特别是近两日发生的一些事件，不禁让我心生诸多疑问。”

我们逐日计算着时日，自3日起，日复一日地数着。终于，在8日这一天，命令如期而至。指示我们驾驶这三组专列返回杭州城站，稍作停靠后，随即向南驶去，跨越钱塘江大桥，途径萧山，最终抵达绍兴站。

城站竟然无人上车！难道是毛主席正在重现保卫延安的战术，与敌人玩起迷阵战？”

绍兴站并无专用线路，亦无车库设施，三列专列无奈只得停靠于站内。上级已发布指令，站内外的警戒气氛一时变得颇为热烈。除了武装力量的严密戒备，上下车的乘客也需迅速登车离站，站台内严禁任何滞留。在那个“文革”时期，人们早已习惯了准军事化的生活方式，对此现象也习以为常。过往的旅客们难以猜透，究竟是谁家的红卫兵兵团派来了造反的司令，抑或是中央专案组的哪位要员莅临。他们又怎会联想到，这竟是一列承载着“心中红太阳”的专列呢！

华师傅话音未落，便哈哈大笑起来。他透露，实际上，毛主席并未亲赴绍兴。或许，他早已在杭州，洞悉了所有的一切。

在绍兴车站的逗留仅仅为时两天，9月10日夜晚约10点钟，一声令下，三列专列即刻掉头，驶回杭州。

9月10日，在城站，一场专列的启程在即，两双手紧握，轻轻摇曳。

华春南师傅续讲。

“那一年，杭州的夜晚宛如一片‘红海’，却不见霓虹闪烁。我们的专列在夜幕低垂的苍茫中驶入城站。贵宾楼的月台上，早已站满了前来欢送的省、市要员。在众人不经意的瞬间，二三十人，在便衣警卫的严密保护下，依次登上了专列。我一眼就认出了毛主席。毕竟，见过主席多次，他那雄伟的身姿已深深刻在我的脑海中，即便在远处的距离，也难以掩饰。”

作为副驾驶，我目不转睛地望着窗外信号灯的指示，准备启动车辆。送行的人群与列车保持适当的距离，有的鼓掌，有的挥手，场面井然有序。突然，我注意到一位身着军装、身材中等、体态敦实的中年男子，他大步流星地穿过人群，试图登上那趟专列。这不就是空五军的政委陈励耘吗？他此行意欲何为？

“尽管他是省级革委会的主要负责人，传闻中他负责过毛主席在杭州期间的安保工作，似乎有充分理由乘坐专列检视安全措施。然而，主席即将告别这片土地，他此举又意欲何为？”

当我的心跳加速，目睹汪东兴紧握车门，下车与他握手。从远处看来，场面显得异常热情，他紧紧抓住对方的手，仿佛久别重逢的好友般依依不舍，用力地摇晃，身体却恰好挡住了对方上车的必经之路。由于机车与主席车厢之间有一段距离，他们交谈的内容我无法听见，但那个夜幕降临时的画面却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记忆中：汪东兴屹立不动，宛如一座坚不可摧的堡垒，无人能越其左右；相比之下，肥胖而笨拙的陈励耘显得左右为难，进退维谷，岂是“狼狈”二字所能概括？”

此刻，汽笛已第三次鸣响，绿灯早已亮起。

刹那间，一声汽笛尖锐刺耳，专列缓缓启动，以20公里的时速向前驶去。汪东兴果断地挣脱政委的双手，纵身跃上列车。紧接着，专列犹如脱缰的野马，瞬间加速至90公里的时速，向北疾驰而去。在杭嘉湖平原上，那经久不息的钢铁摩擦声，仿佛在诉说着这激动人心的时刻。

9月11日，上海站，主席车厢悬挂着12次特快的标志，缓缓驶向丰台。

紧急通知随即发出，沪杭铁路沿线的各站书记即刻出动，负责封锁和守护所辖范围内的岔道。专列在沪杭大地的水网地带疾驰，沿途的树木、房屋、电线杆仿佛成了退去的幻影。行至松江，恰逢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雷阵雨，空气中顿时弥漫着清新的气息。

华春南回忆道：“当主席的专列抵达上海虹桥机场旁的吴家花园时，晨曦微露。列车稍作停留，四周弥漫着水汽和雾雨。我依稀辨认出许世友、王洪文匆忙登车，随即又迅速下车，乘坐小轿车离开。专列随后驶向上海，抵达西站后停靠，我目睹毛主席及其随行人员约二三十人步出车厢，‘吉斯’车在一长列其他小轿车中急速驶向上海市区。”

我们的专列气势磅礴地驶入了北站，标志着我们旅途的终点。众人纷纷松了一口气，随行的司乘人员则被安排至锦江饭店稍作休憩。上海段的张生堂将接替我们的使命，接下来的篇章将由他们续写。

昔日，鉴于纪律所限，司机们不便多问。而今，随着“文革”的尘埃落定，那些野心家的伪装已剥落，真相逐渐水落石出。华师傅回忆道，在1971年9月10日和11日这两天，他几乎是在与林立果的“571工程纪要”展开一场生死竞速。得益于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和洪福庇佑，他成功斩断了死神的手腕！

关于硕放桥预谋事件的详情尚不明朗，然而，华春南师傅语气中带着一丝深意，缓缓说道：“我们听说，许世友在南京车站上演了一出‘空城计’，毛主席的座驾被簇拥着，却并未出现在他的专列之中。毛主席的随行人员，于11日乘坐沪京12次特快列车，扬尘远去。那挂车厢的景象，我确实是亲眼所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