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世昌玄孙徐定茂：长相脾性复刻高祖，凭中庸之道躲过劫难，宿命般踏上从政路

在晚清与民国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中，徐世昌始终扮演着一位独特的角色。他既是晚清时期的封疆大吏，又曾执掌中华民国总统之职，这样的身份在历史上仅此两人，与他同列的唯有袁世凯。而徐世昌的独特之处，不仅在于其身份的非凡，更在于他巧妙地做到了“两边都不得罪”，与袁世凯截然不同。

能至如此境地，自非仅因徐世昌擅于从政，更在于他于人际交往与处世之道上，独具非凡之才。

相较于徐世昌的独特身份，他的玄孙、亦投身政界的徐定茂同样显得格外特殊：在那场发生在1966年的特殊运动中，他是唯一一位未遭受任何波及的所谓“黑五类”家族成员。

世间万物，无不遵循因果循环的规律。徐定茂能够幸免于那场劫难，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与高祖徐世昌在为人处世上的诸多相似之处。

徐世昌在为政之道与个人品行上，对中庸之道尤为重视。他的玄孙徐定茂，亦曾著述《读辛亥前后的徐世昌日记》等作品，对中庸之道亦怀有极高的敬意。

徐定茂，被誉为与徐世昌最为相似的后人，在研究者眼中独具一格。然而，令人玩味的是，这位不仅在外貌、性格以及处世之道上与高祖徐世昌极为契合的晚辈，实则乃徐世昌的过继之子。

徐世昌，玄孙徐定茂。

徐世昌膝下无子，又不幸地失去了两个女儿，因此他将胞弟徐世光的长子徐绪直收为嗣子。徐绪直育有徐延东与徐延同，而徐延东则诞下徐保厘，这位徐保厘正是徐定茂与徐定一的父亲。据此推论，按照血缘关系，徐定茂不过只是徐世昌的远房玄侄孙而已。

徐定茂，1949年出生，堪称是伴随着红旗飘扬的那一代人。然而，在他的幼年时光里，父母从未向他提及家族的往事，因此，他对自己竟是那部历史书籍中记载的袁世凯密友徐世昌的后人这一身份，一无所知。

直至少年时代，徐定茂方从亲戚与同窗口中逐渐认识到，自己的出身并非寻常。当知晓自己的祖先是徐世昌时，这位早已对政治有所涉猎的青年，心中第一反应便是：难怪父母从未向我提及先祖之事。

与徐世昌相仿，他的曾孙，即徐定茂的父亲徐保厘，亦是一位学识渊博的才子。燕京大学古典文学系毕业之后，他便投身于天津的教育事业，从此便将教书育人作为了自己毕生的追求。

每逢佳节，需向长辈鞠躬致意；长辈寿辰将至，前一日需温酒祝寿，次晨则行拜寿之礼；饮食之时，需自备餐具；至友人家拜访，踏入门前先轻跺脚步，并脱去外套紧抱怀中；若自家迎来宾客，则需起身迎接。

这些规范早已深植于徐定茂的内心，以至于时至今日，每当家中迎来客人，他总会不自觉地起身迎接。当客人劝他“您不必如此拘礼”时，他总是带着一丝无奈回应：“非是拘礼，实在是情不自禁。”

徐世昌任民国大总统

徐家之所以能在反右运动中幸免于难，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谨慎的处世态度。尽管家中遭受了抄家之灾，但父母却奇迹般地避开了所有极端的暴力对待，诸如被打、被剃阴阳头或被投入牛棚等恶劣遭遇，他们均成功避免了。

运动伊始，徐定茂尚在读初中。在那个格外注重出身年代，临近毕业之际，其父母亲自陪同他拜访了当时学校的政治部主任刘琨（歌唱家刘欢的父亲）。刘琨主任见他们一家子谦逊有礼，便对他们留下了良好的第一印象。在了解了来意后，刘主任沉思片刻，说道：“你父母均为教育工作者，你就填写‘教员’一职。”正是这一笔，徐定茂得以避开诸多困扰。

“你家里的官员，担任过什么职务？”他如实回答：“我的祖先叫徐世昌。”

“你们祖上是否抵抗过日本，是否反对李鸿章？”徐定茂回忆起祖先确实曾反对日本侵略，并曾弹劾过李鸿章，便如实回答：“是的。”红卫兵听后，心中有了结论：“既然如此，你们家就没有问题，是好官。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李鸿章！”

继而，在运动期间，徐定茂因书法造诣非凡，竟“破格”受邀撰写批判文章、绘制大字报以及创作宣传画。

尤为令人惊叹的是，在毕业分配之际，得益于其广泛的人际关系，他竟然如愿以偿地被分配到了他梦寐以求的北京。相比之下，他的同届同学们中，竟有三分之二被派遣至偏远省份。

在随后的漫长岁月中，徐定茂始终坚守在分配至的北京电力建设工程公司，直至1987年电力部撤销，他方才响应号召，报考亚运会工程指挥部，并如愿以偿地获得了职位。入职后，他肩负起统筹规划整个亚运村建设工地的重任。

辗转反侧，徐定茂似乎命中注定地踏上了从政之路。起初，他担任的是监察部的监察员。凭借在此岗位上的出色表现，他成功办理了几件重大案件。1998年，北京市政府将他推举为政协委员。2010年，他又被任命为监察学会的理事。

起初，该职位的工作往往涉及得罪他人，然而，得益于他与高祖共有的中庸之道，他在处理事务时总能表现出超凡的圆滑。之所以能达到这样的境界，无疑是他对中庸之道的独到理解所致。

在一场面向公众的访谈中，徐定茂深入剖析了他对高祖中庸之道的独到见解。他指出：“徐世昌所倡导的中庸之道，其核心在于寻求平衡、维护和谐以及把握分寸。中庸并非是模棱两可的骑墙之术，亦非漫无原则的随意之举。真正领悟中庸之道的人，必是那些立场坚定、底线分明之人。”

徐定茂指出，徐世昌之所以被后世誉为“最擅长为官者”，正是他运用中庸之道至臻至善的必然体现。在那个政局动荡的年代，徐世昌凭借坚定的见解和明确的底线，在关键时刻从未有过失措。

张勋发动复辟之际，他鲜明地抵制了这股逆流。在张勋的复辟尝试告终之后，他又不遗余力地为溥仪开脱罪责。他不仅与新派人士保持良好关系，同时也与旧派人士交情匪浅。他与袁世凯的关系尤为亲密，被视为袁氏最为信赖的谋士。然而，当袁世凯企图称帝时，他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公开反对，甚至对鼓吹帝制的杨度进行了严厉的指责。当听闻蔡锷在云南发起护国战争的消息，他更是激动地鼓掌，表达了对这场战争的欢迎。

在袁世凯废除帝制之后，徐世昌再度挺身而出，续任国务卿之职。

袁世凯离世之后，北洋政府频繁陷入府院之争，徐世昌遂成为无可争议的调停者。他先是成功调解了黎元洪与段祺瑞之间的纷争，随后又致力于解决冯国璋与段祺瑞之间的矛盾。其能够登上总统宝座，实乃得益于他是北洋各派势力都能接受的杰出人物。

1922年，直奉之战爆发，直系军队在曹锟、吴佩孚的指挥下节节胜利，步步紧逼皇宫。徐世昌在留下一首抒怀之诗后，便悠然退隐山林。晚年之际，徐世昌屡遭日本特务土肥原贤二与汉奸金梁等人的频频邀约，期望其能为日本效力，然而，他均坚定地予以拒绝。

徐世昌

要实现这一切，唯有徐定茂所阐述的“坚持定见与坚守底线的中庸之道”方能奏效。

徐定茂在处世为官之道上，始终秉持着效法先祖的“中庸之道”。他与先祖同，虽始终追求“适度”，却在原则问题上绝不妥协。在他看来，这正是“中庸”之道的“坚守底线”。

在整理先祖徐世昌的《韬养斋日记》过程中，徐定茂意外地发现了教科书以及胡绳先生的著作《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的一些疏漏。例如，这些文献均记载，袁世凯在退职彰德之际，清廷曾派遣徐世昌亲自前往劝驾，并带回袁氏提出的条件。然而，《韬养斋日记》的记载却显示，在彼时，徐世昌并未前往彰德，而是坚守在朝廷的岗位。

徐定茂在发现这些错误后，毅然决然地站出来说道：“这无疑是错误的，必须予以更正。一百多年前的先祖徐世昌，绝不可能为百年后的造假行为负责。”

随后，徐定茂依据其先祖耗时54年编纂的百卷巨著《韬养斋日记》，对现行历史记载提出了诸多质疑。

在审视历史的问题上，秉持中庸之道的徐定茂，与他的先祖徐世昌一样，并非抱持“无谓有，无谓无”的态度，而是极其注重坚守底线、秉持原则和坚定己见。对待历史尚且如此严谨，更不用说在面对关乎百姓生死存亡的政治问题时，他的态度更是毫不含糊。

现年71岁的徐定茂虽步入暮年，却依旧风采依旧，不见一丝老态：他腰杆挺直，步履轻盈，嗓音洪亮，谈笑风生，无论如何都难以将他与七十多岁的老人联想到一起。卸去政务重担之后，他闲暇之时便沉浸在历史的研究之中，有空余便乐于在微博上畅游。